严嵩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程度，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晋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流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劝谏世宗，只会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袭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木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为当朝第一重臣，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稍远道教。

　　这自然使世宗极不高兴。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觉得严嵩不仅公忠体国，还公忠体我。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知道自己取而代之的机会来了，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现得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都不对夏言发表一句微词。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很感动，认为严嵩对自己真是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且袖藏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一些内臣到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严嵩经常能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则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一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了一个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惫懒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稿，因此多有重复卑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对夏言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具体过程不必细述，反正世宗不问是非就将夏言罢了官。

　　严嵩在排斥异己、结交私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夏言是他仕途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于是就想方设法地除掉。严嵩先是取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后派人诬陷他，致使夏言被罢官。后内阁大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害不死夏言，自己无以升迁，便使用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铣总督陕西之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铣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不知应在何事。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的心理，说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好邀边功”，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异兆示警。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二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恰在这时，鞑靼人又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严嵩趁机说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激怒了鞑靼人，他们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即罢免了曾铣，严嵩接着诬告夏言曾受过曾铣的贿赂，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