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对组建伪政权的种种规划，乃是基于几个错误判断。其投敌前后，正是抗战最艰难时期。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美、英等国也没有开展全面援华的表示。这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相信，“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生”。⑧而当时确实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后来追随汪精卫投敌的一干人外，所谓“低调俱乐部”中还有胡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会使中共坐大的观察，汪精卫很自然地认为，主和是大势所趋，要保存中国，就只有同日本和谈。谈判时，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以为登高一呼，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就会群起响应，到时不愁没有与日本谈判的筹码。然而汪精卫的大多数判断都错了，汪伪政权没能招降到任何实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后，非但重庆等后方城市没有被占领，太平洋战争又复爆发。蒋介石“苦撑待变”的战略成功了。

　　汪精卫因死于日本战败前，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自白书。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当于汪精卫遗嘱的文章——《最后的心情》在香港发表。对于此文真伪，至今尚存争议，然其内容实不失为汪精卫的一个“自辩”。尤其“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鲜明地表现了汪精卫对中日战事的看法，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投敌正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