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折戟沉沙，黄、吴、李、邱，则跟着全部陷入地狱。甚至，完全与“林彪集团”无关，仅仅是因在河北及保定文革高潮中，与陈伯达有些工作往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也被株连撤职关押。

　　但是，积极参入批张春桥事件的“主犯”之一汪东兴，却竟然安然无恙。当毛泽东对陈伯达大发雷霆后，汪东兴仅先后作了二份几百个字的捡讨，居然便得以轻松解脱，并从此太平无事，而且日后还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这事，有些让人费解。

　　连当时正参加庐山会议的王洪文，都深感奇怪。庐山会议后段的一天晚上，江青召见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上海帮人员。在召见中，王洪文当面向江青提出一个疑问：“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啊!”

　　对此，当时江青即很轻描淡写的回答：“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向主席作了捡讨”。(徐景贤：《十年一梦》)

　　江青一口一个“老汪”，充分显露了，当时的汪东兴仍与毛泽东存在着亲密关系。

　　不过，照历代官场规律看，一个首脑人物，一般是不会容许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外边的人联系太密、更绝不会容忍其有任何背叛自己的行为。

　　然而，在庐山会议中，作为毛泽东的贴身卫队长，汪东兴却居然敢大咧咧地与“林彪集团”成员密切往来，互通情报，并且与他们策划并发动了突袭张春桥的中央政治事件。

　　事后，汪东兴却能够丝毫不被毛泽东追究，仍能继续安安稳稳做他的“大内总管”!

　　曾让无数人丢官、掉脑袋的官场潜规则，似乎对汪东兴不起作用。

　　有些文章说，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用旧人在身边，认为对旧人他了解些，平日用惯了汪东兴，所以，即便汪东兴卷入了“林彪集团”的活动，但只要汪事后坦白交待了，作了捡讨，便可以放过，继续使用。

　　然而，毛泽东这方面的雅量，似乎没有什么历史事实能予以支持。

　　相反，显现决绝无情之官场规则的情况，却不乏见。

　　例如，毛泽东对他原来的秘书周小舟、陈伯达，就丝毫没有什么恋旧之说。

　　众所周知，周小舟原本是毛泽东很赏识的才子。1959年庐山会议前段，毛泽东还在与周小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宽容周对大跃进的激烈批评，对他人传言周是什么“湖南集团”，很不以为然，反而笑说自己与小舟一样，也是“湖南集团”之人。但是，没有几天，当毛得知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在庐山上有往来后，便即刻变脸，毫不容情地将仅仅尚只是候补中委的周小舟，也打入反党集团。

　　再说陈伯达，他长期是毛泽东的一支笔，还对毛有过一件天大功劳：在敌机轰炸解放区毛泽东住所时，陈伯达冒死营救了毛泽东;在文革的发动与初期，陈伯达更是毛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当他在得知陈伯达与林彪等人往来密切后，毛便勃然翻脸不认人了，竟然不顾历史，怒说与陈“几十年从来没有很好配合过”，借陈伯达编了论天才语录小册子等小事，就一巴掌将他从中央第四号地位，直接撵进了囹圄。

　　因此，以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之前及之中的表现，以他与“林彪集团”往来密切的事实，若以“背主”之罪来衡量，汪东兴原本将有的结局，应是惨境难逃。

　　然而，汪东兴不仅没有因庐山会议上的作为而垮台，相反，他的政治地位还更加稳固：中共“九大”汪东兴尚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事件后的“十大”中，他却反而得以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度，显然也更为加重，包括将自己的许多个人私事都交给了汪处理。如毛泽东与其机要秘书张玉凤发生争吵，都是由汪东兴从中调解、劝说;甚至，连毛泽东身边的某位女青年上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的手续，也都是由汪东兴经手填表办理。(沈容：《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