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苏联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

　　到解放区一年后，敌人才发觉他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份。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