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付作用的发生。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此致敬礼!

　　带着上述疑问，我们不妨仔细研读这封信稿的内容，并结合事件前后当事人(不单林彪)的一些动态，我们似乎觉得，问题非常复杂，水很深。。。。。。

　　一、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并非林彪亲笔所写，而是其他人的笔迹。

　　二、信稿的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

　　三、在原“林办”秘书中，目前尚未有人公开承认是该誊清稿的抄录者。换言之，该信稿形成过程是研究者目前尚未弄清楚的，包括：是否确为林彪口授?谁是林彪口授时的记录人?信稿口授、起草、誊清的日期?为什么没有署名?为什么未能发出?这一切，目前尚未有答案。

　　四、信稿称，“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权威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并没有林、周两人在这一天谈话的相关记载。

　　五、信稿中的“中央局”含义是什么?吴忠口述的整理者将其理解为“中央政治局”(《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中信稿两处还按此理解作了改动)，恐怕是一种误读。因为信稿是将“中央”与“中央局”并列的，“中央”指的才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央局”指的应是1971年已不存在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华北局……等几个“中央局”，对于1971年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性的旧的说法，信稿的口授者在这里极有可能是指代各大军区，就如信稿中说“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指的应是南京、沈阳、济南军区。

　　六、信稿所称要实行“四不一要”的“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按字面理解，符合这一特定条件的有以下几人：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一把手)、张春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区第一把手)、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二把手)、谢富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区第一把手)、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二把手)，似还应加上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第三把手)，这恐怕才是信稿口授者所指“中央局”的人。以上这些人，恰恰并非是林彪的四野旧部，并非“林彪嫡系”，并不包括黄、吴、李、邱。信稿的口授者为什么会为这些人说话?是否另有深意?

　　七、庐山会议后，紧接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陈整风，一直到9。13前夜。期间，林彪一直夹着尾巴卷缩在家里或外地，面对警告和劝说，始终没有正面做出自我批评。这封信稿出现在其中，似乎不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