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在1935年，吕最终没有能承受住压力，还是违心修改了自己的著作。其实，当时的学术界，关于岳飞和秦桧，与吕意见相近者很多。如清华历史系教授、宋史专家张荫麟，即“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还曾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参考各种不同史料来评价岳飞其人。

　　1925年，胡适也在《现代评论》上公开刊文，分析了岳飞等大将割据一方，朝廷无力供养，地方财源被断等状况，认为“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只不过，吕是唯一一个在教科书中，按自己“求真”所得结论为秦桧喊冤的学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本1923年出版的畅销教科书，卖了12年才酿成全国性事件，“愤怒的民意”滞后这么久，乃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局和“民意”所需要的“岳飞”，并不一样。在1900-1910年前后，舆论界流行“民族主义救中国”，故媒体竭力塑造岳飞的“民族英雄”形象。

　　1920年前后，民众深受军阀割据之苦，吕思勉还原岳飞的“军阀”形象，恰好迎合了“民意”所需。1931年后，日寇侵略步步紧逼，岳飞“抗击外敌”的形象复苏，蒋介石不止一次在党内提倡学习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薛岳这样的抗日将领，甚至会在戏台上将自己直接扮成岳飞。

　　1949年后，在台湾，岳飞作为“还我河山”的历史标签，长期备受蒋氏父子推崇;在大陆，则因阶级立场，被指镇压农民起义，“民族英雄”的光环也被摘下。故而，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吕思勉，在“思想改造汇报”中，仍敢于为自己当年的贬岳尊秦之举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