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先撇开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亦师亦友的关系，重点要说的是郭松龄反奉的动机。要知道郭松龄反奉是民国军阀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郭松岭也知道，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是活不了多久的，宋教仁就是个理想主义的践行者，可是还是被谋杀了。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信任比任何人都多，甚至在军中，还表明郭松龄的指示就是张学良的指示。

　　郭松龄反奉是奉系军阀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由他引发的和延伸的对于奉军后来以及同日本的关系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包括张作霖之死的起源。郭松龄为人正直肯干，是奉军中难得的翘楚，张学良倚之为万里长城，有“我即茂宸，茂宸即我”之言，郭所统辖的部队在奉军两次入关都立下汗马功劳，惟其锋芒太盛、锐意太足，加之思想左倾，以致于张作霖迟迟不予其独立驰骋的地盘，曹吴垮台后，奉系军阀将领连晚到之张宗昌、李景林都有督军相酬，而郭仍然一人向隅。

　　郭同张手下亲信杨宇霆、姜登选素来不睦，遂怀疑杨等人搞鬼。后来郭之打出“清君侧”就是为杨而来，枪杀姜登选也是仇隙已久的解决。然而，以往我们喜欢把郭的反奉上升到相当高度，一度甚至把他作为我党的同情者视之，这大抵和郭某些当时看来的超前过激的言论有关，再者郭的部众后来成为东北抗联的一部也大有关联。

　　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还有一点经常受到忽视，那就是郭之反对张作霖在奉系军阀阵营不是形单影只的，先不论其他人，就在姜登选、杨宇霆来说也不见得反对郭的这个观点，姜登选只不过反对使用激烈的手段罢了，而杨宇霆则是认为时机不到，再者郭一旦侥幸成功，杨当然不会很好，所以，为个人利益计杨倒宁可选择张作霖而非张学良。一九二四年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胜利告终，奉军内部多数人意见是固守平津，庶几可以保留河北一带的地盘恢复到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的格局，再有不至于战线拉的过长，而张作霖利令智昏一度饮马长江，奉军首席聚敛能手王永江因为奉军的蛮干引发的财政危机以致于“一目失明、心室漏血”，以辞职为己任。

　　其他高级将领有因实力受损，有因不愿看杨宇霆等坐大，都对张作霖的错误决策表示不满，李景林则背地里和郭松龄串联意欲拿下老帅代之以少帅。郭松龄反奉之后，诸如吴俊升、阚朝玺等人都先后派人和郭联络，表示意见。遭到郭的拒绝之后也没有马上翻脸，直到日军公然干预成功后才把主要兵力投入战斗(吴俊升“觉醒”较早，阚朝玺后来的被撤职也是明证)。再有一个关键的例子是日本人对郭的态度，日本人在东北享有特殊的权利和特殊的地位，他们对奉军内部的观察往往是非常具有实效性的，

　　其实，不惟这件事，就连此前的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首都革命”一事早在冯玉祥回京的同时的十月二十二日，奉天的日本控制的报纸就公开宣扬此事，而此后北京之外的人得知曹锟下台的消息也是通过日本人的电台才获得的，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韩森给美国国务卿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电文中专门提到日军的情报工作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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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日本人敢于公然对此事不讳言态度则是已经判断出直系的溃败已然是早晚的事了。所以，郭松龄一旦反奉，日本方面很快提出接洽，这在日本人来说也是等于表明了他们对奉军内部的这次变革的实际看法，换言之，张作霖地位岌岌可危，与其扶持旧有的张不如拉拢新锐的郭，况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