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恩有功。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使游离于中央政府多年的大东北归顺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不仅如此，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的统治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进攻下岌岌可危。张学良亲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使蒋介石轻而易举扫平了各路军阀，稳固了自己的一统天下。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个功劳，很可能是蒋介石对张学良手下留情的原因之一。而杨虎城却没有这些功劳。

　　其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和共产党没有什么瓜葛，蒋介石没有抓住张学良“通共”“融共”的罪证。1927年，其父张作霖在北京残杀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之后，中共对东北军阀一直心存怨恨。而东北军张学良对中共也一定心存戒备。所以，1936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到陕北剿共时，张学良便不知深浅、冒冒失失地向共军发动进攻，结果连连失败，一下损失了两个师的军队。一向善于保存实力的张学良痛心之余，才和中共有了联系，甚至暗通款曲，秘密谈判，予以资助。据说张学良对红军的暗中资助，蒋介石也知道。张学良和中共的关系，是“后起之秀”，是在抗战前夕密切的。

　　而杨虎城的“通共”“融共”，可谓由来已久。1927年以前，就和中共来往密切，自己就曾经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大革命失败后，杨虽与中共有矛盾，但是依然对中共有所照顾。据说曾资助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革命。由于杨的保护，杨部的共产党发展迅速，有几个团的共产党员竟达到300多人。有国民党人士说道：“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地方，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较好办;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做的是共产党的事!”

　　不仅如此，杨虎城还和攻城略地的红军有密切来往。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地区。蒋介石责令四川各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派川军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和武器弹药若干。这样，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已经形成。

　　而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十七路军防区。蒋介石严令杨部38军在陕南截击红军。这里本是胡宗南部队防守，此时又换成杨虎城部队截击，杨虎城认为这是蒋介石要消灭异己。他左右为难：不去截击红军，就是违抗军令，就会受到军法处置，有可能被取消番号;若服从命令抗击红军，恰好就中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

　　此时，十七路军作战参谋、地下党员武志平向杨虎城献计：“联络红军，互不侵犯。”杨虎城欣然采纳，即派武志平赴川北面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奉等红军领导，受到欢迎。1933年6月1 日，双方在汉中经过正式会谈，达成四条协议：一是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物品;四是陕军馈赠一些药品和部分地图，以表诚意。

　　这是红军在危难时期第一个统战协定，史称《汉中密约》或《巴山协定》。这个协定执行了近两年。红军由于得到杨虎城的资助，发展迅速，由入川时的1万多人发展至8万之众，红四方面军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再后来，和红军签订密约的国民党38军率先投入中共的怀抱。　　对于杨虎城的这些表现，我们共产党人当然是热烈欢迎，感恩戴德。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就凭这一条，即可判处杨虎城死刑!

　　1933年，正是国共两党血腥拼杀、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对自己的叛徒，通过“肃反”予以无情地杀戮。张国焘仅仅是怀疑部将有不轨行为，就将自己手下战功赫赫的大将段德昌、曾中生等人秘密处死，连总指挥徐向前的夫人也不能幸免。这些人后来都可以平反，但如果查出他们真的有通敌行为，那是绝对不能平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