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环视一眼杨进兴三人，又加重了语气：“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失败收场，家法从事。”

　　1949年9月1日，贵州麒麟洞。下午午睡起床后，杨虎城照例坐在门前的一圆桌旁，看起当天的报纸。突然，一阵碎步急促地传了过来，来人满脸堆笑说：“给老先生道喜了。”

　　杨虎城定睛一看，正是监管他的特务组长张鹄。他下意识地放下报纸，一脸冷峻。

　　张鹄见他没什么反应，就跨前一步，抱拳贺道：“老先生要重获自由了。周养浩处长已带着委员长的明示来了，准备接老先生出去。恭喜!恭喜!”

　　杨虎城听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良久，他才平静地问道：“周处长到了贵阳?”

　　“那自然，那自然。”张鹄一面答复，一面引着杨虎城的视线指向了林中不远处的石阶。

　　只见一行人簇拥着一个身材纤细单薄的30出头的年轻人正拾级而上。那人鼻梁上架着一副他熟悉的金丝眼镜，崭新的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梅花金星。

　　来人正是周养浩。杨虎城对军统特务素来深恶痛绝，唯独对这位来自江浙水乡、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律系的军统少将怀有好感。可是，杨虎城哪里知道，周养浩整人杀人更有一套，令人防不胜防。

　　“杨将军，”周养浩坐下后，一脸真诚，他取出烟兀自燃上，然后深吸一口，“释放你的消息千真万确，这是委员长的明示。先接你去重庆，在那里他要接见你，走走过场，再去台湾。当然，西安你们是回不去了。不过，退而求其次，台湾也不错。党国上下重要机构、达官显贵都去了那里……你获得了自由，这才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我提前给您道喜了。”

　　“可也不一定非得去台湾呀?”杨虎城露出了疑问。

　　“这很清楚呀!”周养浩把双手一摊，“如果现在在重庆让你恢复了自由，怎样安置你?委座会让你去共产党那边?所以，只有送到了台湾，这个事才好办。说句将军不要多心的话，在台湾让你恢复了自由，你最多只能做个寓公，悠然林泉，不问世事，委座才放心。”

　　就这样，9月5日，杨虎城满怀希望地带着子女、部属与周养浩离开了贵阳。

　　罪恶的匕首刺向将军

　　次日中午，押解杨虎城的车队到达重庆远郊松坝后，一行人简单用过午餐，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夜暮渡江的计划无法实施，他又假惺惺地劝杨虎城在松坝小客站内歇息，如提早进入市区，会引起诸多不便。杨虎城见他说得有理，便同意了。

　　周养浩把他们安顿下后，立即钻进轿车，风驰电掣地朝重庆市区狂奔，甩下杨虎城一行的后两辆车。下午7时，周养浩来到了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

　　在这里，他遇到了等候多时的负责具体实施暗杀的行动组长杨进兴。周养浩钻下车，一脸疲惫。杨进兴走上前递给他一张毛人凤写就的便条，上面简单写道：

　　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

　　周养浩不动声色地收好便条，朝杨进兴打过招呼，反身上车，先行过江回家轻松去了。

　　深夜过了江约莫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歌乐山脚下。负责接送的那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搀扶着杨虎城，指着山上那影影绰绰的小洋楼道：“请主任暂在戴公祠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