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由于战争形势需要，当时作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既有长期革命阅历，又是科班出身的高级指挥将领，左权在反围剿、长征和抗日初期先后分别被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委以重任，并屡立战功。然而无穷尽的怀疑，无休止的考验，致使他长达十年里，忍受不白之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

　　直至牺牲前几个月，左权于1941年11月还致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坦然表示“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忍受下去了”，坚决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留党察看的分”。彭德怀对左权的遭际始终满怀同情，是他负责把左权此信转呈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以他个人名义建议中央撤销十年前对左权的不当处分。

　　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的结论。致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不释。”左权上书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中央讨论答复”，然而不管有没有真说得过去的理由，事实是直至他中弹死亡，都还没有得到只字答复。

　　无怪乎前面提到的《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一文作者会这样设想：1942年5月25日那天，当围堵山西辽县我方阵地的的日军向着麻田十字岭猛烈炮轰时，当左权一面叮嘱战友们卧倒、一面却独自奋不顾身继续前进时，他或许是怀着“以死相向不平”的怨气的，他死不瞑目!

　　不仅左权死不瞑目，左权将军的亲属几十年来理所当然也心绪难平。1979年在山西的左权遗孀刘志兰，还曾致书中组部要求为左权彻底平反昭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她的答复是：“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正面结论，但并未影响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