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少了魏忠贤阉党的制约，文官集团内部党争加剧，相互攻讦，彼此掣肘。以倡谈儒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呈上来的奏章大多是大话、空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奇谈怪论，国事无补的道德文章。崇祯再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他十七年中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都于事无补。

　　崇祯即位，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能人”来独挡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自认为自己会比哥哥高明，对治国理政的艰巨复杂估计不足，轻信东林党的空谈标榜，终于自酿恶果。崇祯死前哀叹：“文臣皆可杀”，“此皆文臣误我"。 大明朝没有亡在魏忠贤那帮流氓无赖的手中，偏偏亡在这帮自以为饱读贤圣之书，治国有方的腐儒手中。实在是一个笑话，也值得人们深思。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太监曹化淳也说了这样的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从事后看来，是有些道理的。至少魏忠贤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国家大计为重。

　　崇祯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否定、后悔。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