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杨母找到蔡元培等，请他们发电报保释。军阀何健接电后，马上下令行刑，并回复蔡元培等诡称接到电报前已经处决。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被害，时年29岁，留下遗言：“我死后，不作俗人之举。”

　　随着和平生活的降临，毛泽东对开慧的思念也越来越重。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的被捕经过和在狱中的情况，并沉重地说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1957年，毛泽东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问“骄杨”当何解释?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又有一次，毛岸青、邵华夫妇请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他又把“骄杨”写作“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贺子珍：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

　　按《韶山毛氏族谱》所记，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是贺子珍。贺子珍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和江西苏区时期的战友，也是毛泽东多次受排斥、落难时期患难与共的伴侣。

　　贺子珍能文能武，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有一次，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贺子珍英勇机智，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战火中，毛泽东和贺子珍同生共死，度过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贺子珍以伤病之躯走过万里长征。长征中，在贵州盘县遭遇敌机轰炸，贺子珍为了掩护伤病员钟赤兵，浑身受伤17处，生命危在旦夕。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她要求毛泽民夫妇向领导反映，把她留在当地，并要求不要把她受伤的情况告诉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以免让他担心。

　　当时正值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剿”的国民党兵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刻都不能离开指挥位置，无法分身去看望贺子珍。得知她负伤后，毛泽东非常焦急和担忧，他在指挥所回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里，一是无药可医，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走。”他立即把医生傅连璋派到休养连，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还把自己的担架调了过来，帮助抬贺子珍。

　　战事稍歇，他飞马去看望贺子珍。只见她的头部、脖子和身上，缠满了绷带。毛泽东快步走到担架前，弯下腰，细细察看她的伤势。贺子珍脸色苍白，她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能工作，还让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在老乡家里，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毛泽东替她拉好被子，劝慰她说，不要想那么多了，会治好的……然而，贺子珍是一个有强烈事业心的人，不愿意当家属，不满足于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她有自己的理想，希望得到更多的学习和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