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也因此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嘉靖二年(1523 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中，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1528 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皇帝的态度无疑是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阳明学派的活动却并未就此终止，相反还引起了士人阶层的逆反心理。王阳明的死以及相继而来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催生了许多的祠堂与书院。阳明的门人，以书院为基地传播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在嘉靖年间，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极一时。《明史·儒林传》的序中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王阳明死后五十四年，王阳明从祀孔庙。终明一朝，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只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阳明。王阳明的从祀，表明王阳明心学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王阳明心学后来还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写下《明儒学案》一书，把王阳明的门人按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派别。最杰出的当数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前者以浙江山阴(今绍兴)的王畿、余姚的钱德洪为代表，后者以江西安福的邹守益、泰和的欧阳德为代表。

　　王阳明的学生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王畿。王畿是浙江绍兴人，字汝中，号龙溪。嘉靖六年(1527 年)，王阳明受朝廷起用，前往广西征讨思、田。临行前，王阳明给学生留下了四句教言，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王畿对四句教做了进一步的诠解，他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即是王畿的“四无说”。在王畿看来，心体既然是至善的，至善是没有“恶”可以与之相对的，所以便是“无善无恶”的。实质上，王畿的“性无善无恶”论是深得王阳明的精髓的。王阳明自己就曾经说过：“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然而，在一些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四无说”跟儒家自《孟子》以来的性善理论是相冲突的，容易让人心陷入无所忌惮的状态，

　　为害不浅。

　　泰州学派的发展离王阳明更远。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身煮盐的灶户，读书不多，他强调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他的学说，有着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趋向，而且强调自我，具有向个人主义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