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顷，还有房产。三顷地，对一个宰相来说，是很少的。唐朝有一个名叫杨志操的官员，他在从政之前的目标是：有田10顷，奴仆10人。三顷地，连这位尚是一介布衣的杨志操都看不上。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去世后，家无余钱，家人连丧葬费都付不起。“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司马光的夫人卖了田地，才安葬了司马光。作为昔日宰相夫人的她，这时过起了清苦的日子，吃粗劣的食物，穿低劣的衣服，直到去世。至于司马光在洛阳的房屋有多少，洛阳的市民都是清楚的。原来北宋洛阳有这样的风习，高官的私家园林，每到春天，都要向市民开放。按惯例，游客会自动付给或多或少的“茶水费”。“茶水费”相当于门票收入，一个春天，总数可观。仆人每次将这笔收入上交司马光时，司马光总是让仆人留下自用。开放私家园林，实际上起到了公开官员房产的作用。这不是朝廷下令要求做的，而是社会风气使然。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如实申报家庭财产

　　在以上提到的三位宰相中，主动向朝廷申报家庭财产的，从我接触的史料看，仅有诸葛亮一人。我又一目数行地将晋代陈寿著《三国志》一书翻检了一遍，除了诸葛亮外，没有发现魏、蜀、吴三国任何一名官员申报家庭财产。我不敢据此断言诸葛亮这样的主动申报财产的典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起码可以说，这种典型是极其罕见的。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申报财产?主要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他并非豪富，从家无余财这一点看，或许连“中产”也谈不上，公开家庭财产，不会让人吃惊;二是其财产来源合法，经得起问，经得起查。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现代的哪位男人，他如果堂堂正正，不养情妇，不包“二奶”，他就不怕向妻子公开通讯录以及短信内容，因为他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心中无鬼。

　　15顷地，对于一个宰相来说，多不多呢?可以举同时代的例子。魏国将领满宠，晚年官封太尉，魏明帝一次赏赐他50顷田，还有谷500斛，钱20万。吴国将领蒋钦受命去打关羽，不幸在行军途中病亡，孙权为表彰他，也为抚慰他的妻、子，赐给他的妻、子200顷田，还有芜湖民200户。吴国国主孙皓于公元280年投降晋朝后，前往洛阳，晋武帝赏给他30顷田，每年谷5000斛、钱50万、绢500匹、绵500斤。比较而言，诸葛亮的田产，只能算是区区之数。他没有必要向朝廷隐匿这15顷地。他说出这15顷地，于他毫发无损。

　　诸葛亮在上述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中，特别说明了他及家人的收入来源。一共两块：15顷田和800棵桑树的收入;担任宰相职务的收入。前一项收入供家人使用，大致可保自给有余。后一项收入供诸葛亮本人使用，解决他“随身衣食”问题。除了这两项收入，诸葛亮再无别的进账。他所说“别无调度”，意为没有其他“安排”，没有“征调”，亦即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没有让官府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他所说“不别治生，以长尽寸”，意为他本人不另外经营家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不靠经营活动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收入全部正当合法。他谢世以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申报财产的奏章中说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诸葛亮的确是淡泊自守，自奉清俭。他既无灰色收入，更无黑色收入，心地坦荡，因而毋须隐匿任何事。

　　司马光和魏征的财产也不算多，来源都说得清楚。他们都是心底光明、心中无私、襟怀坦白的官员。就拿司马光来说，他奉行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信条。《宋史·司马光传》说：“(司马光)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他与人交谈，总是直言无所隐，而且一辈子都是如此。司马光和魏征，为何没有像诸葛亮那样主动申报财产呢?显然不是因为不敢把财产拿到阳光下晒。他们自律都很严，不贪钱财，不好声色，除了官俸以外，没有任何非法收入，显然是不用害怕公开家庭财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