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去世三十五周年前后，坊间流传宋美龄晚年评价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但无人给出任何史料来源。
近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则宋美龄晚年对宋庆龄的评价：
宋美龄评价宋庆龄“不仁不义”，是真的吗？
“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究其原因，皆因生性倔犟，又得父母溺爱，自高而不学，见识浅短而好蘸大事，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该评价将宋庆龄的一生归纳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谓全盘否定。据笔者的搜索，这段文字开始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始于2016年上半年(即宋庆龄去世三十五周年前后)，但没有任何人给出过该评价的史料来源。而在此之前，则很难搜索到相似内容。
那么，宋美龄真讲过这样的话吗?该传言，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甚广。
这段“咬牙切齿”之言，不符合宋美龄对二姐的感情，也不符合宋美龄的宗教信仰，乃是伪史。
就常理而言，宋美龄对二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绝无可能说出如此“咬牙切齿”之言。
宋庆龄早年因政见而厌恶蒋介石，曾一度与宋美龄关系疏远，彼此以“孙夫人”、“蒋夫人”相称。但终究血浓于水，因二姐的缘故，宋美龄常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如1931年，“因蒋杀害邓演达事，两人闹得最烈”。抗战期间，宋美龄曾指示俞济时给二姐装过一部不对外公开的电话，以方便二人直接沟通。因宋庆龄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蒋介石曾指示戴笠对其实施监控，宋美龄又打电话给宋子文，特别嘱咐：“你关照他们(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让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宋美龄的意见让军统在监控宋庆龄时缩手缩脚，“戴老板对此非常为难，很伤脑筋，照委员长的意旨办嘛，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大家都有所顾忌。”
抗战期间，宋庆龄对三妹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初次会见宋庆龄时，她说，这一婚姻(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一直到了中日战争，她们才有了点和解，而孙夫人对宋美龄的婚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1940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我说，‘但是，现在我认为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
宋美龄在1927年嫁给蒋介石，确实未必完全出于对蒋介石的“爱情”——宋美龄青年时代感情经历丰富，挫折也多。1917-1918年间，在给大学好友Emma DeLong Mills女士的私人信函中，宋美龄曾多次感慨：“既然我不能和我真正在乎的人结婚，我也不会和其他任何人结婚，除非是为了名声和金钱。”“我不介意告诉你，如果我终于结婚，也不会是因为爱。因为很不幸，我爱的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了。”宋庆龄当年对蒋宋结合之动机所下的断语，并非全然无因。但蒋自与宋美龄结合，即倾注心力欲经营出一种“纯洁至诚之爱”，二人感情于婚后升温迅速。宋庆龄能体察到这一点，承认蒋宋二人乃是真爱，可见姐妹间的芥蒂已有所消解。1943年宋美龄访美归来，送给二姐一面镜子，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说“我很宝贵它”。对三妹的访美之行，宋庆龄也不吝赞赏：“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在一次集会上对倾慕她的人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也可见二人关系日趋亲密。
内战爆发，姐妹俩再度因政见分道扬镳，但亲情仍在。1949年5月19日，宋美龄曾致信宋庆龄，内有“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能办到，请告诉我们”之语。此后，二人天各一方，再无书信往来。但宋美龄仍时时牵挂二姐。五、六十年代，曾与宋霭龄等人计划将其接往海外全家团聚，且一度与北京取得了联系，有所进展。唯此事详情限于史料仍不明朗。宋庆龄去世后，有人自大陆给宋美龄带去一本画册《纪念宋庆龄同志》，“蒋夫人坐在那儿，一幅一幅认认真真地看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而且旁若无人。看完之后蒋夫人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那个画册收起来了。”姐妹感情如此，岂会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责?
此外，宋美龄晚年对宗教的信仰相当虔诚。常言：“这世上除了上帝外没有完人。因为大家都会犯镨。”“我不怕别人怎么讲我，我也不求怎样，因为我的一切行动上帝都知道。”“上帝留我到现在，一定还有他的用意。我现在就是揣测上帝的意思，做我应该做的事。至于其他，我对自己已无所求。”因此种信念，宋美龄晚年不接受口述访谈，将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上帝评判。如此心境下，自亦无可能对二姐做出那般“咬牙切齿”的苛刻评价。
1981年，廖承志曾致函宋庆龄，告知她“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惜资料尚未公开;宋庆龄晚年也留下了一句自评。
虽然坊间流传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责，乃是伪史，但宋美龄对宋庆龄，还是留下了一些评价。在宋庆龄去世前夕，主持对台统战工作的廖承志，曾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随信附上的东西您也许会有兴趣。这些消息是从美国工作的同志那里得来的。我相信来自可靠的人，尽管是间接的，但他们是用了大力气，从您的亲戚和妹妹那里得到这些消息。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
廖承志提到“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这部分内容当是在“随信附上的东西”之中。可惜的是，这些“随信附上的东西”下落何处，迄今仍是一个谜(未解密或遗失，前者可能性较大)。惟据廖信的前言后语，宋美龄的评价似较为正面。此外，宋庆龄临终前夕，曾致信中央，言道：“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这也可算作风波历尽之后，宋庆龄留下的一句自评。
1981年5月，宋庆龄去世，宋美龄为之流泪祷告，但拒绝回大陆参加葬礼。在致蒋经国函中，宋美龄如此解释自己的抉择：“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须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灵，其他均无论矣。”这一抉择让宋美龄的内心充满了遗憾，故又对蒋经国感叹：“深信若大陆撤退时，余在中国……或大姨母不在美国而在上海，必可拖其(宋庆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