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简历
人物生平
1886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董必武
董必武
1903年考取秀才。
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
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
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
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
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董必武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
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董必武的后代：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接下来由小编来为大家说说成董必武的后代。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一时间，董良翮成为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小儿子。
28年过去了，董良翮现在在做什么？董必武的其他子女状况怎样？
当电视专题片——《开国共产党人的亲情家事》的摄像镜头对准董必武后人的时候，作者作为该片的撰稿人之一，随笔记录下他们当今的普通生活和对父亲的珍贵回忆。
董良羽，董必武之长子
1938年3月生于延安，曾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我是1938年3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当父亲在武汉听说我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特意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连衣裙。长期以来，这件事成为母亲责备父亲不会买东西的一段笑料。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父亲时，面对的是一位蓄着胡须的陌生老头儿。我不理他，长时间地面壁而坐。父亲一点也不生气，而是想办法接近我，给我抚爱。
妹妹良是1941年出生的。当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我们渐渐喜欢上他，终于认可了这位父亲。
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当年，母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劳动模范，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便把我带到重庆曾家岩。
可以说，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没有教科书。父亲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钉成课本，教我背诵。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
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住校，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严肃有余，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亲。
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父亲用他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父亲自幼古文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摆老资格。父亲常常自喻为“布头”、“龙套”和“老牛”。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退休前，部队的一位首长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言外之意，要我想办法找上边的人，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我没有这样做，55岁，到年龄就退休。我想，领导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们除了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可特殊的。
董良翚，董必武之女
1941年生于西安，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她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
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1970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1953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这次搬家大约是1958年。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于“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1967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父亲去世以后，我常常想，父亲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做过不少工作，肩负过国家重任。他的许多事迹却不见于史料，我觉得很遗憾。
退休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将父亲留下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属于我，也不属于我。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董良翮，董必武的小儿子
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
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我在“文革”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当我和一大批红卫兵被“特赦”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