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自为相国独揽朝政，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董卓还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剽虏资物，淫掠妇女，朝野一片混乱。司徒王允敏锐地意识到董卓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设计诛杀。《三国演义》中，接下来的情节颇为精彩：王允家有歌伎貂蝉，色伎出众，常念王允的养育之恩。王允决定利用貂蝉的美貌与智慧，设计破坏董卓与义子吕布的联盟，相机一一铲除。
　　王允在貂蝉天衣无缝的配合下，巧使连环计，成功地离间了董卓、吕布之间的“父子”情义，假吕布之手诛杀了凶狠残暴的董卓。按理说，有了如此天高地厚之功，王允在政治舞台上应该是“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有一个步步高升、功德圆满的结局。然而，老天似乎是有意要与王允过不去，除掉董卓后不久，王允就死于董卓的旧将李傕、郭汜之手。
　　不少人读《三国演义》至此，多以贬责的立场来看待王允之死，认为他的死是咎由自取，说他自从诛除董卓以后，骄矜武断，缺乏机动灵活的谋略，不能控制错综复杂的局面，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这其实是对王允之死的一种误读。
　　持上述观点的人，大约是这样认为的：不顾众议杀蔡邕，是他骄矜武断的表现；不懂得变通，逼反郭汜、李傕，是自取灭亡的直接诱因；乱军近逼天子，王允控制不住错综复杂的局面，只得从城楼上跳下。
　　我们先来一一解读这些事件，分析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
　　先说蔡邕之死。从当时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定，王允起初没有杀死蔡邕的意图。当时王允听说有人在哭董卓，便命人抓来，一看是朝野都为之尊崇的蔡邕，于是就痛斥了蔡邕一番。蔡邕生怕王允一怒之下杀了他，赶忙请求免死，希望能够“黠首刖足”，“续成汉史”，将功赎罪。蔡邕想学司马迁，这让王允不能接受，于是不顾众人的请求，缢死了蔡邕。从这里我们得知，王允杀蔡邕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他“执笔于幼主左右”。在他看来，“方经国运衰弱，朝政错乱”，蔡邕如果像司马迁那样忠实地记录下那段历史，必然会令幼小的天子遭受到诽谤和诬蔑，还会使他们这些大臣蒙受批评和指责！由此，我们看出，王允缢杀蔡邕，实际上是在维护封建士大夫阶层声誉，遵从儒家倡导的“为尊者讳”，维护皇帝的尊严。
　　不赦郭、李等人的原因很明显，“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董卓“上欺天子，下虐生灵”，常怀王霸之心，郭、李等人难逃其咎，削夺他们的兵权，给其以惩罚也是必要的。而事实上，郭、李作乱的真正目的和董卓是一样的，“杀天子谋大事”的倾向很明显。青少年时就被誉为有“王佐之才”的王允对此不可能没有警觉。所以，“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是有他的道理的。遗憾的是，东汉这棵大树已腐朽到根，在乱臣贼子卷起的狂风巨浪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我们再来看王允之死。当时，外城已破，贼兵已入城，守将多战死，郭、李二人陈兵内廷之外，情况十分危急，侍臣们只好请天子登上宣平门与郭、李二人对话，盼望着能够用天子之威来止住叛乱。面对天子，郭、李二人说：“只要杀了王允，我们就退兵。”王允见形势危急，便慷慨辞君，从容地自城楼上跳下，被郭、李二人手起刀落，砍倒在地。此前，王允是完全可以逃生的。《三国演义》中写到，李傕、郭汜兵进长安，吕布抵挡不住，于是要王允和他一起逃跑，王允却没有答应，吕布独自带人投袁术去了。那么有人要说，不走也行啊，可以坚持到最后嘛，何必要傻乎乎地主动赴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当时的情形。别看当时对话的一方是天子，一方是臣下，看似优势在天子，但实际上占上锋的是手握重兵的臣下。一旦谈崩，手握重兵的郭、李二人就会督军猛攻，乱军之中，必然危及皇帝性命，闹不好就会玉石俱焚。早对形势了然于胸的王允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事实上，王允对自己必死的结局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也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前面说过，吕布逃走之前，曾再三要求王允和他一起走，王允说：“若蒙社稷之灵，得安国家，吾之愿也；若不获已，则允奉身以死。临难苟免，吾不为也。”现在，是该王允实现诺言为国家“奉身以死”的时候了。李傕、郭汜，你们不是说只要我死了你们就退兵吗？那我来了！只要用我的死，能够换取皇上的周全，值！于是，高高的宣平门楼上，王允纵身一跃，成就了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