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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代三冗及积贫积弱问题
2. 北宋中期“三冗两积”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3. 三冗两积是什么时期的
4. 北宋三冗两积什么意思
5. 北宋宰相为什么当知州的多
6. 历史上哪些朝代 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7. 北宋时期文官变多的原因是什么
8. 北宋三费是哪三费

宋朝三冗指冗官，冗兵，冗费。宋朝开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很多分化事权措施导致机构多，官多，而且提高科举录取名额，文官待遇，导致开支浩大！为防地方叛乱加强中央禁军，及防御边疆导致军队庞大，但由于重文轻武，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所以说宋朝最终造成积贫积弱局面！

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两积：积贫积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赵匡胤在陈家桥，黄袍加身后代替北周皇帝建立宋朝。而后赵皇胤怕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于是杯酒释兵权。并重用士大夫等这类的文臣借他们来压制武将的权利。因此，文臣官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而宋朝不断与敌国金辽夏，有战争不断发生，不断战败，战败之后不断增加军队数量，造成了军队数量不断增加

军队和官员数量不断增加，也造成了费用的不断上升。而宋朝由于担心武将的权力过于强大，经常调换军队与主将，造成了，并不是将将不识兵，也就造成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象。

三冗两积是北宋时期的。即冗官冗兵冗费以及从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北宋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

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三冗两积的现实已经成为君臣的共识，变法的努力也就成为必然。

三冗两积：即冗官冗兵冗费。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三冗两积的现实已经成为君臣的共识，变法的努力也就成为必然。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冗兵

冗兵问题从宋建国起便初见端倪。宋建都开封，地处中原，四面开阔，无险可守。面对辽、夏、金的威胁，可以说宋立国而无国防。其次，宋太宗赵光义数次亲征失败，使得宋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无法裁兵、不能复员，更不敢再战。 因此宋的国防战略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只能采用人海战术弥补地理缺陷。

前线长期保留大量军队，后方大设禁军、厢军。 宋长期实行募兵制，士兵募到军中直养到六十岁。实际上，一般士兵只有二十到三十岁可用，剩余三十年战斗力几乎丧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为防主帅拥兵造反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本质上形成了以多数量替代了高质量的局面。在地方动乱时，中央大量征流民入伍，时时加优以防叛乱，以致庆历年间士兵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

军队数量增长情况

二、冗官

宋朝政权由陈桥兵变自上而下取得，为防止唐朝朋党之争重演，宋增设官职、广任官僚，以达分权制衡、 巩固皇权的目的。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在中央设立枢密院负责军事。枢密院对皇帝负责，这样就分割了宰相的兵权。又设三司，下设盐铁、户部、度之三部，掌管天下赋税，分割宰相的财政权。即便如此，宋朝统治者仍不放心，又设立参知政事为副相，进一步削弱相权。一番操作下来，宋代宰相的权力被大大削弱。顺带说一句，从宋代开始，宰相就不能再坐着和皇帝议事了。

北宋行政划分（路）

地方机构更加臃肿。北宋时将全国分为十五路，后增至二十六路。路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 路以下设州、县等行政机构。各路设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通称“监 司”，分别掌管兵民、财赋、司 法、救恤。地方财权、兵权、司法权直接收归中央，杜绝了地方割据的根基。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担任知州，并且规定“三年一替”。后又在各州设立通判官，使知州与通判相互制约，削弱知州的权力。

北宋时地方还设立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官职，地方官员人数众多，权力分散，就无法与中央政府进行抗衡。也造成地方官僚机构重复设置，人数众多，可谓 “十羊九牧”。

此外恩荫制和扩大化的科举取士， 也是冗官的重要原因。据考一个学士便可荫几十人，即一人当官，家族沾光，不仅儿子，亲属也可以当官。其次，为压制武将势力，宋科举取士人数远多于历代，甚至比明清两代还要多。还专为久试不中、年老无成的举人设特奏名一科，使其不致于积怨造反。估计是看到了唐朝的黄巢，前车之鉴哈！

三、冗费

冗费是冗兵和冗官造成的必然后果。据统计，宋真宗年间，文武官员总数为 9758名，到了宋仁宗年间，增加为17300名，至宋徽宗则高达48377名，这还未算上数倍于官的吏，和百余万士兵。即使北宋政府的税收收入连年增加，帝国财政依旧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帝国的创建者认为分化事权、以官制官可保统治千秋万代，却不料想由此产生的官僚机构膨胀，直接影响整个帝国运行的灵活性、有效性。北宋的后代统治者也看到了危害，实行了一些变法，比如王安石变法，可惜终未成功。

宋朝三冗改革中，裁官、裁军改革都不彻底，仅减少冗费上有一定成效。但冗费产生于冗官和冗兵。因而在冗官和冗兵的弊病解决之前，冗费问题也是无解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三冗的负担如此沉重，那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负担，一定很重吧？其实不然，大一统朝代中，只有西晋和北宋没有跨省规模的农民起义。西晋时间太短，北宋可算是唯一！主要在于北宋的财政收入中，农业只占少部分，大部分靠商业和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宋代能养得起这么多官兵的原因，也从侧面证明了宋代的高度富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顶峰！

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是指官僚队伍人数日渐增长、严重超编。自宋真宗以来，北宋的官僚人数出现了异常的增长速度。从真宗时期到仁宗中叶，官僚数目由9000增长到17,000，英宗时期又增长到24,000，数量可谓严重超编。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官僚机构设置职能交叉，而且常常因为各种事情增添职务。北宋皇帝为了避免某一官员权力过大，常常会在单一事务上设置多个官员，以此相互制约，但这又反过来导致官员过多。

冗兵则是指军队数量恶性膨胀。宋初禁军不过20万，真宗时涨了一倍，已达40万，而仁宗时更达到了80万，故林冲有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一称。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宋朝养兵政策的不当。送出朝廷为了避免动乱，便大规模实行募兵制，以此使兵、民相互绝缘。每次遇到灾荒，朝廷都会将大量灾民送到禁军队伍之中，并终身由朝廷发放工资。

我们可以说，宋朝将募兵制当成保证社会稳定程度的一种方式。这么做虽然可以保证灾年不爆发动乱，但却因此导致军费直线上升，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宗。

最后一个致命弱点则是冗费。冗费是冗官和冗兵的结果，要养活越扩越大的官僚团队和禁军，自然需要越来越多的钱。

三冗"导致了"两积"。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北宋政府采用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位的方法以图权力制衡。这样的结果是地方上十羊九牧，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费用也就增加了。并且唐代府兵制在宋代不再实行，改为招募。这样扩充了兵源，但也相应增加了成本。这也就造成了贫弱。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答北宋宰相当知州的多这是因为封建社会时期皇权至高无上的写照。原因有以下几点：1第一点，很多入朝当宰相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当上了的，那肯定得一步步来，不可能一下子就拜相了，要先在地方任职过，比如科举后中了状元或者考中进士，都会赐七品官职的，从最低层作起，或者当知县和知州；

2第二点北宋时期是我国封建主义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化发展最辉煌的时代，这里就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功劳，也出现了很多名臣宰相，比如赵普、寇准、韩琦、富弼、王旦、范仲淹、王安石等，但北宋时期也出现了党争事件，很多名臣就受到党争牵连，被罢官罢相，发配边疆，被贬为官职低的小官如知州通判等，比如苏轼受乌台诗案影响，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变法失败；

3第三点，这些其实都是皇权独断专行的结果。而且北宋时期三冗严重，官员太多了，加重财政负担，宰相并不一定有才能，被罢相后去当知州。

宋朝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宋朝三冗'所指的'冗兵'、'冗官'、'冗费'就是多余的士兵，多余的官员，多余的费用之意。是指代政府军队和官员数量庞大，不必要的开支繁多。冗兵之象应由宋代的士兵分类说起。宋代的士兵可主要分为两类：禁军和厢兵。士兵服役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同的职责和管理。如禁军就是宋朝的正规军队，负责守卫京师，征战屯戍。而厢兵则是负责劳役。

代是古代中国机构最臃肿、闲官、冗员最多的朝代，与魏晋一样，有虚、实两套班子。由于政府机构庞大，官多事废，名实不符，人浮于事，互相推诿。到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距宋代建国仅百年时间，官员数量已“十倍于国初”。因为吃财政饭的官太多，国家财政有时还不够发工资。

于是，有了元丰年间的“大部制”改革。

此次“大部制”改革由当朝皇帝赵顼（宋神宗）主导。之前，在王安石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熙宁变法”）中，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只是小打小闹。熙宁末年，赵顼令校勘《唐六典》，作政改理论上的准备。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在大臣蔡确、王珪的协助下，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撤销了“中书门下”这一机构，恢复了唐朝“三省”制度。

但是，赵顼生搬硬套《唐六典》，却又未完全走唐朝的政改路线，所以“元丰改制”实际上是失败的。类似的“大部制”改革，整个两宋时期进行过多轮，如宋徽宗政和年间、宋钦宗靖康年间、宋孝宗乾道年间，均先后进行了政改，希望借“改革”富国强兵，但因“改革”思路和设计有问题，始终未能奏效。

到了明清时期，也曾启动多轮“大部制”改革，其中以朱元璋（明太祖）的“大部制”改革最有影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终结了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创设“四辅官”，出现了“内阁”制。内阁制度为清朝继承，“党议天下之政”，成为清代朝廷权力中心。

历朝历代，官僚机构都是越来越臃肿，最后亡于臃肿的官僚机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汉文帝时代，特别向往。

汉武帝时代，武将的光荣时代，却是百姓的苦难时代。民不聊生，则维稳成本更甚，则税负更甚，百姓更苦。什么时候能以民为本，休养生息一下

历史上北宋时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北宋时期人浮于事，机构庞大，社会负担沉重。历朝的总官数东汉为7567人，晋为6836人，隋为12576人，唐为18805人，而北宋则为24000人；每10万人平均拥有的官吏数目东汉为13人，晋为42人，隋

为27人，唐为35人，元为27人，明为37人，而北宋为51人。官僚机构之臃肿，官员数目之冗繁，北宋几为历朝之冠。

大量冗官并没有给北宋王朝带来行政效率的提高，反而加速了朝政腐败。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机构林立、官多吏繁导致政令多出、互相扯皮，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在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年老官高者以资历标榜，年轻资历浅者则因难以提升和受到重用而怨声载道，其结果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敷衍了事。仁宗庆历元年二月，北宋军队在好水川被元昊击败，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此事虽急奏朝廷，但因大臣拖拉散漫，皇帝在十多天后还没有见到奏章。

其次，因为官多位少，人人争美缺肥差，致使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北宋政府和大小权贵、官僚多有恶迹，如真宗时的宰相丁谓“得四方赂遗，不可胜数”；受到朝廷奖谕的“清官”，四川彭山县令齐元振也是“受赂得金，多寄民家”。北宋末年，朝廷已腐朽到公开卖官的程度，各官职均明码标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第三，冗官与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使职权多为腐败无能的官吏掌握。除宋太祖赵匡胤和王安石等人有所作为外，北宋许多官员都在混日子。真宗时宰相王旦不管政事，避免招怨，竟被称为贤相。像王旦这样昏庸无能的官员，北宋比比皆是。此外，北宋官僚惯于结党营私，这使得具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受到打击和排挤。

第四，冗官、冗军引起的冗费，使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北宋不仅官多，而且俸重。官僚的俸禄名目繁多，有官捧，有禄粟，有职钱(兼职的俸钱)，有公用钱，有职田，有给券(文武官出差路费)，有茶、酒、厨料之给，有薪、蒿、炭、盐诸物之给，还有傔人(即仆人)衣粮或餐钱。官多俸重使北宋财政负担沉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亏空数字达1500多万贯。

最后，冗官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冗官、冗军及冗费促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经济上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这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民怨沸腾，以致农民起义不绝，国势日溃。为挽救统治危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先后提出了裁减冗官、整顿吏治的改革方案。但由于保守派官僚的反对，最

明朝是机构最为臃肿的朝代。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有一套日常处理政务的班子机构之外，在南京也设置了整整一套六部班子。

北京的朝廷有什么，南京作为陪都也一应俱全东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除外。这样臃肿的人事机构每天无所事事，因为南京还有地方官员，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这些所谓的部级领导插手。所以这就是最为严重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

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由于入仕门径的扩大,官僚机构的重叠等原因,官员数大大增加,成为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

虽然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都获得极大地发展,但是另外一面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而且北宋及宋代一直没有解决三冗问题。

宋代的士大夫们总结晚唐五代的教训，认识到“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由此在宋太祖的一手推动下，开创了宋代最好的文官制度，由此也让文人学而优则仕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滋润的一个阶段。

北宋文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也即赵匡胤登基的头一年，时任京城巡检的禁军将领王彦升。在夜间巡逻时突然造访宰相王溥私第。王薄“惊悸而出”，小心询问来意。王彦升回答说，自己只是“此夕巡警困甚，聊就公一醉耳”。大半夜找酒喝当然只是借口，王彦升的真实意图，还是想“求货”，也就是讹些银钱。但王溥竟是历经两代四朝的元老重臣，假装没听懂王彦升的弦外之音，仅仅“置酒数行”，便将他打发走了，转头第二天就找赵匡胤告了状。赵匡胤一听，勃然大怒，将王彦升贬到了唐州(今河南磨县)作知州。

宋太祖

太祖皇帝之所以大动肝火，是有深层原因的:宰相尚且不免被蛮横的武将惊吓，其他文臣的待遇，不问可知。为了彻底扭转这股野蛮风气，赵匡胤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臣的地位: 首先全面推行以文驭武，在中央以文臣出任执掌兵权的枢密使，并明令在京禁军将帅不得干预文臣职事， 在地方则以文士充当知州、知县、通判，执掌地方民政; 其次，给文臣极为优厚的待遇，俸禄充裕，升迁优先。此外，太祖还扩建了自后梁时期开始就备受冷落的国子监孔庙，并多次率群臣以大礼拜谒。

武将出身的天子， 却对孔子奉行如此高规格的礼仪，这是再强烈不过的“文治”信号。建隆三年，太祖又在太庙中为后世子孙立下一个“太祖誓约”，誓约三事，其一就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对此，他的继承者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加以延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而这种优越性，终宋一代未有更改，以致宋人常不无自豪地说，本朝乃“官人世界”也。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两宋310年，仅正奏名进士43000人之多，大大超过唐朝。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135位宰相，90%均是通过科举之路选拔出来的。

宋朝建国以后的六十多年中，由于采取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各项措施和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在一段比较平稳定的时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也正由于和平日久，统治集团中苟安因循，渐次成俗，官僚机构，日益膨大，冗费繁多，在号称“太平兴园”之世时，已逐渐地暴露了它的腐朽本质。

朝政的腐朽，必然会从财政状况中反映出来。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间就出现坐吃库存的目子，不再是过去“美溢有余”的情况了。及至宝元初，用兵陕西，调费日蹙，财政更加感到困竭，以至后来终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为了维护王朝统治，忧心财政状况的大臣们中，纷纷提出各种解决当时财政困乏问题的建议，宋祁就是其中之一。

宋祁于仁宗天圣年间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两人都以文学著称于时，入仕后初任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太常博士等职。后徙尚书、工部员外郎，为帝王修过起居注。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时，曾担任权三司、度支判官，负责一部分朝廷财政。当时正值仁宗对陕西用兵，调度颜繁，财政支应处于十分困难之时，为此他曾上疏指陈穷乏原因，提出改革建议。

他认为造成北宋当时国用不足，主要是取用无度，财政收入既已罗掘俱穷，财政支出又未加节制，继续在扩大，这种庞大的经费支出，集中表现是“三沉三费”。所调“三冗三费”，具体的表现在哪里？据其在土疏中的指陈，结合北宋时期一些史料记载，大略是：

宋建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由于实行恩荫、荐辟，既广而滥，就不再受定员限制了。地方机构中如此，中央朝廷同样如此。所以造成大量冗官的原因，是和宋王朝封建官制，用利禄来竭力维护和笼络官僚士大夫阶层，以保障其封建统治有关。比如，当时有一种官官相承的封官之制，称为“恩荫”。还有一种“任子”之制，规定皇帝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朝廷中大小各官，均可恩荫及子，即子弟可封受一定的官职。

每次郊祀后，通过“任子”的官员约有四千人，甚至出生不久的怀抱婴儿，亦可授予官职。这样十年，就有一万二千员官额增加。以后，这种恩荫扩及到不仅三年一次的郊祀，凡逢灾荒之年，地主能开仓出粮，以及修城筑工，都可得到授官，到了微宗时则变成公开的卖官了。而且郊祀一次，除了恩封官职外，还恩赏给大小官员钱物，每次赏赐支出缗钱五百多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绉 、绸，平其值给之。

赏赐钱币的来源，多出于外僚科敛所进的羡余，亦即剥削人民血汗所得的财物。在宋祁时全国究有多少官员，在他的上疏中未指出，据仁宗时曾任户部副使的包括在上硫中说：真宗时，文武官员，总计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内外官总计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和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一倍多，至于正官外的候缺者，更不知其数。另外宗室吏员受禄者有一万五千多，各级官府中，大批不受禄，靠贪贿为生的吏员，为数更多了。

宋朝兵制分为三种：一称禁军。属于天子的卫兵，守卫京师，备征戍之用。宋太祖时计十九万五千人。半数驻京，半数更戍。太宗时扩增为三十五万人，真宗时又增为四十三万二千人，到仁宗时，因对西夏用兵，更增加为八十二万六千人，连同地方厢军四十三万人在内，全国军队共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用于养兵的费用几乎占全国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一称厢军，属于地方州镇之兵从事各种役使，多属招募而来，曾规定凡能募到一千人者，可特升一官，遇到灾荒时，大批饥民无以为生，就被葬充厢军，于是农耕者越来越少，当兵冗食者则越来越多。

另一称乡兵。属于按照户籍推选或雇募，专为防守乡里治安之用。包括初时边塞地区的番兵，均列于乡兵范围。乡兵的一切开支不属于国库支出，兵员数也不列全国兵员范围之内。

到北宋后期微、钦两帝时，兵额又扩大，而且招募多冗滥而无斗志，终于出现了“靖康之变”。所谓冗兵之害，不只耗费了国家财力，最后造成亡国之痛。

三、僧道无限败，越来越多

北宋时历代帝王，大多提倡佛倒。宋太祖建国后，即采取保护佛教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太宗时，更在峨帽、天台等处，修建寺庙，京师开封并专设译经院，与道教并重，以是僧徒日多，由初时六万八千增加到二十四万人，到真宗时全国僧徒达四十万，尼姑六万多，依靠佛寺道观为生者还不在其内。

据宋祁所说，除已受戒的僧道外，此类人员如遗返为民就有五十余万人。可见当时包括已受戒的僧道在内当在百万之数。因此，宋祁建议：1、停止毫无意义的道场斋蘸。2、罢去京师寺观，制止营造祠庙。3、除已受戒的僧道外，其余统遣返为民。

尽管在“百年之积，唯存空簿”的状况下，其后曾一度实行范仲淹提出的“庆历新政”，力图从整顿吏治着手解决困难，但凡所措置涉及到统治阶层内部集团利益时，就往往难以实行。同时由于宋仁宗的优柔寡断，凡事不能果断执行，因此，宋祈虽然上了“三冗三费”疏，其实也不能真正实行，没有收到改革弊政的效果。

国家机构的兴革，不仅要切中时弊，更其重要在实效。北宋时期，士大夫中议论朝政，不少人能诤诤而言，但凡付之实践时，则又因涉及既得利益而啧有烦言，一些官吏对于财政问题，大都是议论时头头是道，唯我独智，似乎能以天下苍生为已任，一旦当位，则又畏首畏尾，但求因循守旧过去，实际上并不讲求实效。

正因如此，其后王安石的变法理财，不可避免地引起轩然大波而成为一群食禄者群起而攻的目标了。宋祁的“三冗三费”疏，尽管并未付诸实施，但因它揭示了北宋初期财政支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其任职三司期间，尚能指陈时弊而言， 与当时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甚至以贪读为能者相比较，则已属难能了。

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

宋祁知成都时，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终日沉湎女色，每顿饭不少于三十六个菜，家里已经有了三十二个侍女了，却还拈花惹草。后来包拯弹劾他，说他宴饮过度，生活腐败，不配担任三司使。皇帝才罢免了他，并降职到郑州。

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浪费公款十六万贯。公款吃喝已成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