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一词最初是来自于《抱朴子·臣节》中的记载："君必度能而授者，备乎覆餗之败，臣必量才而受者，故无流放之祸。“流放”这种刑罚方式虽然出现很早，但是早期没有一个固定的执行形式或施行规则，直到秦朝才正式被纳入法条，走向制度化，成为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刑罚手段。

　　罪犯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看似轻松，不用受一般刑罚的皮肉之苦，实则不然。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中有这样一段话：“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在物资匮乏、交通阻塞、通讯不便的古代，流放算是一项重刑。

　　“安土重迁”的文化环境给予了流放这样一种说法：流放，是丢掉了家，丢掉了家人，丢掉了自己的根。有些囚犯甚至会牵连到自己的家人，一大家人都会被流放到偏远荒僻的地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起码家人团聚，日子也过得下去些。

　　实际上，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这对于我们挖掘刑罚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被放逐的过程中，罪犯们不仅会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可能被路程上的各种困难与挫折压垮。

　　流放路上，囚犯们要戴上沉重的枷锁，日日行走;事事要听从衙役的指挥和安排，不得反抗。不管囚犯本身是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利和权威，只要成了流放犯，那就只配受到阶下囚的待遇。被衙役压迫使得尊严受损，流放路程长远、吃不饱穿不暖使得身体垮掉，许多被流放的犯人往往还没到流放地，就已经死在了路上。

　　那么对于这么艰苦的流放，最高兴的就只有衙役了。这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在押运过程中有了权力。作为官府最底层的衙役，在衙门里干活的时候，不仅要干很多脏活累活，十分辛苦，而且可替代性强，没有自己的竞争力，同时还要看上级的脸色，听从上头的安排做事，没有自由。

　　但是在押运的过程中，他们处于最高级的指挥地位，没有人能够撼动他们。每天走多少路程、吃什么东西、谁的环境怎么样，都由他们来决定。也没有人监督他们，偷懒也是常有发生的事，毕竟这是人之本能。

　　第二个原因，押送犯人的同时，有来自各方的补贴。衙役处于官府底层，看似光鲜，实际上薪水十分微薄，有的还不如普通老百姓过得好。首先有官府的基本工资，其次被流放的犯人一般都是家底殷实之人，往往为了少受一点皮肉之苦，会让其家人拿出一部分钱财，当作盘缠贿赂或打赏负责押送的衙役。

　　就算是家境贫寒者，也愿意凑足一些银子以保得囚犯性命。但若是遇上恶毒的衙役，就算收了这些钱财，也还是会凌辱摧残犯人，甚至有的囚犯在路上就已经失去了性命，而通讯也不足以让其家人及时得到这些消息，还以为犯人能顺利到达流放之地。

　　与男囚犯不同，女囚犯往往身体虚弱，很难经受得起流放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对她们得身心折磨，所以很多女囚犯的家人备上足足的盘缠，送给负责押送的衙役，以提升女囚犯的生存环境。如果遇上大户人家，那么衙役们拿到这一笔钱，基本上后半辈子就无忧了。

　　与此同时，押运犯人的过程对于衙役来说，就和出差一样。而其目的地往往是远离乡土之地，他们不仅能看到异于家乡的美丽景色，还能见识到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奇闻异事，成为以后的谈资，满足他们的自尊心。

　　此外，有些女囚犯的家人还会给其准备交通工具，例如马车。这大大降低了流放的困难与艰苦程度，也提升了赶路的速度。有的还会准备下人以伺候女主子。怪不得听到有女囚犯流放的消息时，衙役们都抢着去。

　　由古至今，我们的刑法在不断地矫正更新，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改变。在古代常见的刑罚手段，可能到了今日就是鼎镬刀锯;今日的重刑，可能放在古代却不算什么。对于我们来说，今日的刑法已相对文明，许多国家甚至废除死刑以重现人文关怀。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美好，一定要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