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曾侯乙墓，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不会陌生了，马上就会想到曾侯乙墓编钟。当然曾侯乙墓中可不仅仅只出了曾侯乙编钟这么一个镇国之宝，曾侯乙编钟只是其中之一。在曾侯乙墓出土了上万件文物，精华部分大多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中。那些精美绝伦的金玉器，大概可以被认为是“精华中的精华”。比如下图这件金盏，号称是目前国内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重的一件，盏身重1409克，盖重747克，加在一起超过四斤，想必相当有手感。
不过曾侯乙墓中最奇特的金器却还不是金盏，而是462段金弹簧。这些金弹簧很细，丝径只有0.5毫米，细细的金丝盘成了圈径4毫米左右的弹簧，每段弹簧有18到25圈，重量在1.3到1.5克之间。上百个金弹簧穿成一坨，一共出土有两坨，用金总量达到490.6克，这就是曾侯乙展厅中令每个参观者都感到一头雾水的——金弹簧器。
通常认为弹簧大约在500年前由英国人发明，但曾侯乙下葬时间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充满现代色彩的“工业风”金弹簧器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郑重地放进曾侯乙的墓室，湖北省博物馆没有明确说明。展牌上只是简略地说“出自东室，形似弹簧，用途不详”。这是曾侯乙留下的一个小小的谜，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思想观念略为推测。
(一)独一份的金弹簧器
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位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城郊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出土礼器、乐器、金玉器等文物1500余件，揭示出一段久已尘封的历史。
曾侯乙墓椁内分作东、中、北、西四室，墓主居最大的东室。20个身缠丝线和金属的弹簧形器正是出土于东室，平放在一件雕琢精细华丽的带足长方形漆木案上。
曾侯乙墓案座纺锤形器平、剖面图(图片来自《曾侯乙墓》)
二十个圆木陀的大小稍有差异。木陀通体髹红漆，上下两端平齐，上端稍大，底部略小。中部缠有数十米的成束丝线，形成中间凸起的纺锤形，外面再用丝线穿缠“弹簧”。 “弹簧”出土了两种，一种是金质，两组，一种是铅锡合金，十八组。后者直径为1毫米，比金弹簧略粗。贯穿“弹簧”的丝线约7到8根，没有完全捻合成一股，长十米左右。金“弹簧”的成分为87.4%的金和11.3%的银。在圆木陀上榫接着一根圆木棒，木棒上套着小骨箍、树皮小筒和小骨帽。带柄圆木陀的整体形态，何驽称之为“手榴弹形”。
纺锤形圆木陀及其内层绕制的丝线
如今通常把它称为弹簧形器，但它们是“有名无实”。这些与丝线一起缠绕在纺锤形木陀上的“弹簧”，无论材料是黄金还是铅锡合金，质地都很软，没有弹性，很容易进行拉伸和弯曲。显然它们空有其形，并不是具有实用性的弹簧。
这种弹簧形器绝不只是葬下曾侯乙时的心血来潮。在对它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时，首先要注意，其意义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缠绕线团的纺锤形器意味着什么。这种器型看起来似乎很新颖，但相似的器物已经在湖北、湖南、陕西的不少东周至汉代墓葬中发现，可见它曾经在比较广大的区域里风靡一时。下图的三件缠线纺锤形器分别出土于雨台山楚墓、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和江苏邗江姚庄M101汉墓，虽然大小有别，但其所代表的葬俗应该是相通的。
雨台山楚墓、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和江苏邗江姚庄M101汉墓出土的缠线纺锤形器
长沙浏城桥一号墓纺锤形器
第二，以上三件纺锤形器外部都没有“弹簧”，只有缠线。直到现在，只有曾侯乙墓出土过金弹簧器。不过只出土“弹簧”的先秦墓葬还有一些，比如1988年夏在河南信阳光山县的春秋时期黄季佗父墓中发现了110件锡铅合金“弹簧”， 高1.4厘米，有5到7圈，分粗细两种，外径分别为0.5和0.4厘米。它们发现于墓坑的陪葬箱西侧，与一团丝线和28件箭鏃(含箭杆)摆在一起，当时被认为是“利用其弹力来提高弓箭的射杀力。”
黄季佗父墓锡铅合金“弹簧”
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12号墓中也发现有“小型拉伸弹簧一堆”。 出土时在一堆漆木器(可能是一木盒的底板)之上，圆管形，中空，每件为一根直径约1毫米的金属丝绕成，弹性巳消失。这个墓的等级不低，出土了珍贵的吴王夫差剑。
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的“弹簧”
无论是缠线纺锤形器还是“弹簧”，都出土于上层贵族的陪葬。它们究竟反射出当时怎样的思想观念，体现着墓主怎样的愿望，有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作出解答。
(二)纺锭或是弋射器：关于曾侯乙墓金属弹簧器的猜测
关于缠线纺锤形器的作用，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发掘报告中提出了两种实用性的可能，一是备缠弓之用，二是备瑟弦之用。但结合曾侯乙墓出土的金属弹簧器来看，无论缠弓还是瑟弦，都不用在外部再裹一层“弹簧”，可能性不大。
曾担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后德俊老师认为，缠线纺锤形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表面缠绕有成束的丝线或其它线类，很可能是与纺织有关的纺锭。他提出，铅锡合金弹簧形器原本外表应该呈银白色，与蚕丝相似，也有一些蚕由于品种等原因，吐丝泛黄，茧往往为橙黄色。曾侯乙墓的金属弹簧器恰如同一只只“金属蚕”，表现了多只蚕正在吐丝结茧的情况，应该称为“蚕形器”。它没有实用功能，只有象征意义。
不过这种观点并未成为主流。学界通常认为缠线纺锤形器是“弋射用器”。 《周礼·夏官·司弓矢》说“矰矢、茀矢，用诸弋射。”弋射又称缴射，是一种发射带绳箭矢的射术，缴是系在箭上的绳子。“矰矢”或“茀矢”是弋射用的带绳的箭。弋射并不是射杀，而是缴线缠住，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缴线而不是箭。
《诗经·郑风》说，“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史记·楚世家》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汉书·司马相如传》说“弋白鹄”，颜师古注“以缴系矰仰射高鸟谓之弋射”，可见所射的主要是雁等飞禽。从周到汉，弋射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贵族活动，在成都百花潭战国铜壶和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都能看到弋射的图像。下面两幅图中，弋射的缴线缠绕在一个圆形物体上，这应该是绕缴的磻，它插在地上或者固定在架子上，相当于坠子。
战国铜壶上的弋射图，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成都汉画像砖上的弋射图
从上述图片联想到曾侯乙墓出土的金属弹簧器，会发现它正适合弋射所用。弋射时将缠线纺锤形器柄朝下，手握四节套在柄上的树皮筒或以其他方式固定，矰矢射出时，线陀和手柄可以在树皮筒内转动，形似轱辘。
将缠线纺锤形器作为绕缴线的轴，也在考古发掘时获得了验证。曾侯乙墓东室出土的20件金属弹簧器分别位于漆木案的两侧皮垫上，西侧皮垫上有九个金属弹簧器，案上西北角就放着九支一束的带杆箭，东侧皮垫上有十一个金属弹簧器，案的北外侧就有十一支一束的箭，很显然箭与纺锤形器是互相匹配的。这二十支箭形态独特，簇头身为小圆瓶形, 亚腰，瓶头为尖盖形，长铤，这种造型杀伤力弱，应该就是弋射所用的“矰矢”，因为弋射只是为了用线绳羁绊住飞鸟。
如果把缠线纺锤形器当做绕缴轴(也有研究者称之为“绕线棒”)，那么“弹簧”的作用也能够进行合理解释。前文已经谈到，这种弹簧形器虽然看起来和现在工业上的弹簧外形很相似，但是它材质软，没有弹性，认为它能够通过弹力来提高弓箭杀伤力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弹簧”穿在缴线上只是为了增加缴线的重量，使缴线不发飘。
过去被认为仅仅出土有“弹簧”的黄季佗父墓和襄阳蔡坡12号墓等东周墓葬，实际上也同时出土了绕缴线的器物。按照发掘报告，黄季佗父墓出土了内置一束丝线团的泥饼，这应当是绕缴的磻。襄阳蔡坡12号墓在出土“弹簧”的同时出土了十八件圆杆有铤铜器，铜器的细端套在涂有黑漆的竹筒内，很可能就是矰矢和绕缴轴，只是丝线已经朽烂。这说明“弹簧”确实与缴线有关，与弋射活动配套。
(三)巫蹻：东室陪葬器的共同主题
至此，金属弹簧器的功能似乎尘埃落定——它是弋射用器，搭配特制的矰矢使用，它的作用是网罗飞鸟。但是，关于它的讨论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质问：
每个金弹簧器上的金“弹簧”接近半斤，穿在弹簧里的不过7到8根丝线，没有完全拈合成一股，它能承受得了“弹簧”的重量吗?它能经受住飞鸟的挣扎吗?倘若丝线被挣断，金“弹簧”不就散落了吗?如果在水边射凫，那珍贵的金“弹簧”很可能落入水中，岂不是白损失了?
丝线太脆弱、用料太贵重，曾侯乙墓中的这二十个金属弹簧器根本不可能是实用器，它应该是为了随葬而特意制作出的明器。那么，为什么战国时的人们会特别制作这样的明器放进墓葬之中呢?
我们可以看看曾侯乙墓的东室都出土了哪些器物，探寻一下这些器物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内在联系，能够互相参照并借此帮助我们理解金弹簧器的作用。
下图是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曾侯乙墓东室模型。除了曾侯乙主棺和陪棺外，东室还有衣箱、铜鹿角立鹤、彩漆木雕梅花鹿等等。
曾侯乙墓出土了五个衣箱，其中有一个“弋射图”彩漆衣箱。湖北省博物馆介绍说“中国古代传说唐尧时代，十日并出，祸害人民。尧乃命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从而拯救了人类。《后羿弋射图》木衣箱的盖面所绘两幅弋射图表现了后羿射日的情景。”另一个衣箱则被命名为“《夸父逐日图》木衣箱”，展板介绍说：“《夸父逐日图》木衣箱的一侧绘有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所绘之鸟为日中金乌，盖面所绘四兽似马，可能象征天驷星座。”
《后羿弋射图》木衣箱，照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博物馆的展板上，将弋射“安排”给了后羿，将“逐日”安排给了夸父。后羿射日神话出自西汉《淮南子》，夸父逐日神话出自《山海经》，这两本著作在曾侯乙下葬的战国早期都还没有出现，两个神话究竟在何时成型还需要进行审慎的考察。从衣箱的图像上看，所描绘的是不是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是很值得怀疑的：
弋射图衣箱局部
所谓“后羿射日”衣箱：其一，这个神话中，“尧之时，十日并出”，因此后羿“上射十日”，他直接消灭了日而不是像弋射图衣箱的画面一样以矰矢活捉;其二，画面上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扶桑，有三只鸟而不是十只(对应十日)，更奇特的是，树上居然会有两只像鹿一样的动物，这些都是后羿射日神话所无法解释的。
所谓“夸父逐日”衣箱：这个衣箱的侧面画有一只鸟被人所执，仍奋飞不已。先秦的鸟崇拜与日崇拜有所联系，因此这个图案被理解为“夸父逐日”，但画面中部的主体图像明显是两只兽类，这与夸父逐日又有什么关系呢?
即使在曾侯乙时期这两个神话已经形成并足够有影响力，以至于把它们郑重地描绘在衣箱上，那也还面临一个必须面对的疑问：这两个神话和曾侯乙之死何干?
再继续看东室所出土的器物。铜鹿角立鹤是一件造型非常奇诡的青铜器，由鹤身、鹤腿、鹿角、底板四部分榫接而成，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脊背与双翅周边镶嵌绿松石(已佚)，吻部右侧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湖北省博物馆认为，这件铜鹿角立鹤是一种沟通人、鬼、神的灵媒。
彩漆木雕梅花鹿出土时与琴瑟同处，鹿身为整木雕成，比较奇特的是它头上所插的为真鹿角。
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探讨青铜器纹样形式时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巫蹻说”。他认为青铜器上出现的各种动物充当了联结天人两界的“蹻”，也就是作为巫觋的助手，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媒介。这个观点对我们理解铜鹿角立鹤的意义不无启发。如果说在商和西周时，作为巫蹻的动物还被认为拥有强大的神力，因此人借巫蹻沟通天地的方式是神兽抓携人的话，那么在东周以及之后的朝代，随着巫蹻地位的下降、人对自身愈发肯定，神兽助人升天的方式已经变成了人骑乘神兽(参考战国时期的人物御龙图帛画)，人凌驾于动物之上，神兽依然保持着连接人间和仙界的通天之能，但它只是被人所利用的工具。
受到张光直“巫蹻说”的启发，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对金属弹簧器、衣箱图案、铜鹿角立鹤、彩漆木雕梅花鹿作一猜测：
金属弹簧器：这是弋射用器，但它并不是实用器，而是给去世的曾侯乙猎取神鸟所用。因此它不惜工本地用上了昂贵的黄金;
衣箱图案：所谓后羿射日图并非射日，所谓夸父逐日也并非逐日，这两幅图都是曾侯乙之灵擒获神鸟、神兽以升天的图案。
铜鹿角立鹤和彩漆木雕梅花鹿：这两件都应该是供曾侯乙之灵骑乘升天的神兽，或者与曾侯乙升天有关。
这样看来，东室器物的主题就是帮助曾侯乙升天。无论青铜器、漆木器乃至金器、玉器，都指向了这个目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曾侯乙墓东室中各种器物的真正含义。
曾侯乙复原头像，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四)结语
从曾侯乙墓金属弹簧器出发，联系衣箱图案、铜鹿角立鹤和彩漆木雕梅花鹿，我们终于能够对曾侯乙墓中出土的这些器物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它们都是为曾侯乙升天而服务的法器。这个推测从总体上符合周代的祭祀文化，也能将东室各种器物纳入一个符合当时时代氛围的思想体系之中，大体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这是最接近曾侯乙墓出土器物真相的一种解释。
在从商周到秦汉的漫长年代里，无论是臭名昭著的夏桀、商纣，还是被认为雄才伟略的商汤、周文王，直到秦始皇和汉武帝等帝王，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代的统治者大多沉浸在对神灵世界的崇拜和向往之中，他们毫不掩饰对升天之机、登仙之望的追求。曾侯乙只是其中一个，他动用大量财力为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希望在死后能继续维持生前的胜业。遗憾的是，他和之前、之后的所有帝王一样失败了。人生而有涯，还是好好珍惜当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