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因病驾崩于含风殿，有幸为皇帝生育了儿女的嫔妃可以按制册封为太妃，跟随儿女离开皇宫；未生育的嫔妃则在唐太宗的别庙崇圣宫或感业寺等地出家为尼，事死如事生，为先皇祈福。但是具体说来，唐太宗的这些妃嫔们最后的结局却有着许多不尽相似的地方。
首先看韦贵妃，根据其出土墓志铭的记载，韦氏名珪，字泽，于武德年间以良家入选秦王府，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不过墓志铭上虽然称韦氏是以良家的身份入选秦王府，然而事实上韦氏曾是隋代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的小妾。
隋朝末年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眷，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李渊在长安即位后李世民进封秦王，韦氏作为宫婢被分配到秦王府侍奉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李渊登基后虽然曾大赦天下，但大赦赦免的是罪犯，与释放掖庭宫人是两回事，韦氏根本不可能在武德年间被放出宫回到家中，所以墓志上说韦氏是以良家受选，很明显就是粉饰之语。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秦王李世民在路边对韦氏一见钟情的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不靠谱的网文信口开河，认为在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的后宫是由韦贵妃一手掌管的。然而事实上是，即使身为贵妃，若没有皇帝的授意同样没有权利掌管后宫。例如唐高祖的万贵妃，《旧唐书·李智云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表明万贵妃能够对后宫诸事有“谘禀”的资格，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若没有唐高祖的特许，万氏即使身为贵妃也没有权利掌管后宫。
再看唐宪宗的郭贵妃，“群臣三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唐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郭氏虽然只封了个贵妃，但却是唐宪宗未登基前娶的结发妻子，只因唐宪宗怕自己的风流猎艳被限制，从而不肯将其立为皇后。若身为贵妃便能理所应当地掌管后宫，那唐宪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
何况能够执掌后宫对于宫妃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即使是多位嫔妃共同管理后宫，史书也同样会记载下来。陈后主的张贵妃统摄后宫，隋文帝宣华夫人、容华夫人共同代掌后宫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着其母潘淑妃（刘宋时淑妃仅为正二品九嫔，而非正一品的三夫人）掌管后宫一事。
不仅史书上会记上一笔，就连墓志铭这种没事也要夸两句有事更要夸了再夸的东西上，也绝对会大书特书一番，甚至哪怕韦贵妃并没有代管后宫这么大的权限，只是有些参与权，她的墓志上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比如朱元璋的宠妃孙贵妃只不过是辅佐马皇后治理后宫，此事不仅见载于《明太祖实录》，野史《胜朝彤史拾遗记》中亦有记载，宋濂在撰写孙贵妃的墓志时更没有放过这一莫大荣耀：“成穆貴妃孫氏……佐皇后以理，內治宮壼肅雍，上下咸無怨者。”而韦贵妃的墓志早已出土，志文中对她多有浮夸溢美之词，但对所谓的代管后宫一事却绝口不提，可见韦贵妃代掌后宫一事，实属现代人的想当然耳。
韦贵妃不仅本人无宠，就连她的家族和子女所得到的待遇都很寒酸。唐制“若内命妇，一品之母，为正四品郡君”，韦贵妃作为正一品四妃，尽管她的生母只是韦圆成的小妾，但因为嫡母独孤氏早在武德元年就已经逝世了，所以按“无嫡母，封所生母”的规矩，韦贵妃的生母本可以获封正四品郡君，但是其母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不曾得到过郡君的封号。直到韦贵妃因生母的逝世而表现得异常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唐太宗这才象征性地追赠了韦贵妃之父韦圆成一个徐州都督的官衔，至于生母仍旧没能得封郡君。而韦圆成生前便已是隋朝的开府仪同三司、陈州等二州刺史、郧国公，唐太宗追封的徐州都督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可见唐太宗的追封不过是敷衍之举而已。
不仅如此，韦贵妃所生育的临川公主与纪王李慎论起待遇，在唐太宗同样庶出的皇子公主中也是比较差的。临川公主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驸马周道务的出身在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是最差的。韦贵妃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虽然很有才华，在襄州处理政务的能力也非常出色，甚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然而唐太宗并没有因此给予李慎格外的关注或奖赏，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了，这才褒奖了他。
至于韦贵妃与前夫李珉的女儿李氏，与母亲一起籍没进宫，但都20岁左右了，其母韦贵妃仍不能自主安排女儿的婚事。直到贞观四年突厥来降，唐太宗为了安抚众多来降的突厥贵族，这才将仍旧是宫婢身份的李氏封为定襄县主，代替李唐的宗室女，嫁给在贵族眼里堪称婚配最末等的胡人为妻。
虽然有人因此认为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将定襄认为继女，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弘化公主一样，封的是公主而不是县主，墓志上也不会明确记载定襄不过是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而应该像弘化公主那样，只说是“陇西成纪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
何况定襄县主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若是宠爱韦贵妃，又何至于让她的女儿去遭这份罪？
当然，也许有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韦珪作为贵妃却无宠到了这般地步，如果唐太宗不喜欢韦珪，为什么还要封她为贵妃？其实这跟人们长期以来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关。
首先，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贵妃就等于宠妃，被皇帝封为高品级的妃子都是宠妃。其实不然，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就算没有宠妃，皇帝也不会把四妃之位一直空着不封。历史上身处高位却无宠的嫔妃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光看唐朝诸位皇帝的贵妃，除了唐玄宗的杨贵妃，唐代宗的独孤贵妃外，其他皇帝的贵妃都不得宠，也找不到什么得宠事迹。
其次，皇后是天然的后宫之主，掌管后宫事务，除非皇后无宠到了极点而皇帝又另有极为宠爱的嫔妃，不然皇帝是不会插手后宫事务的。所以纵观唐朝的后宫，皇后的权利极大，比如唐高宗的王皇后，明明萧淑妃那么得宠，出身好资历老又生育了皇子公主，但却只是个淑妃，另有一个无宠无子的女人压她一头做上了贵妃之位；风流多情的唐宪宗唯恐结发妻子当上皇后后会掣肘自己的猎艳行为，于是坚决不立原配郭氏为皇后——唐朝皇后在后宫的权利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唐朝后宫嫔妃的册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皇后，如果皇帝没有特别的吩咐或要求，那么皇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后宫女人的品级。身为贵妃却是个不得宠的女人，原因之所在，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者，唐太宗明确表示过自己对这些后宫女人的态度，那就是韦珪、阴氏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甚至都没资格给自己生孩子。
《魏郑公谏录》：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就是，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汉朝经常在每年的八月择选一些品貌出众的良家女子入后宫充当嫔御，这种做法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但是现在我的后宫中有太多罪人家的女子充当妃嫔，由这些人生养皇子实在不合适，所以还是按照汉时的规矩，以后择选嫔御由宫外的良家子中择选。
唐太宗本就是贵族子弟出身，对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有着天然的鄙夷歧视之意——虽然这不代表他就要把这些女人当阶级敌人来看，更不是说她们没资格侍寝。
再加上韦珪阴氏等人是唐太宗当秦王时宫里发配来伺候的宫婢，而身为亲王时的李世民对后院这些小妾的出身没有多少自由挑选的余地。但出于贵族的偏见，唐太宗显然不认为这些女人的血统有多好，更不应当给自己生孩子，不然很可能会稀疏了自己优秀的基因，让后代不够优秀。
只不过唐太宗没练过什么神功，不能让指定的女人生孩子，而历史上为皇帝生育了子女却照样无宠的嫔妃也比比皆是。所以虽然韦珪、阴氏这些罪籍籍没进宫的嫔妃给唐太宗生育了孩子，但唐太宗依旧免不了打从心底鄙视出身不好的她们，更遑论还能对她们产生什么感情呢？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驾崩后，韦珪母以子贵，按例册封为纪国太妃。原本韦珪可以借此机会跟随儿子纪王一起之藩，过上自由舒适尊贵的晚年，但韦珪却放弃了共享天伦的大好时机，坚持留在唐高宗身边。即便儿媳纪王妃在泽州病逝，韦珪也只是在洛阳表示了一番哀悼之情，并没有赶赴泽州安慰正在承受丧妻之痛的儿子。
那么韦珪为什么不愿离开皇帝身边，她都在做些什么呢？根据墓志记载，留在皇帝身边的韦珪坚持每天早晚两次给唐高宗请安。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惊讶，为什么堂堂太妃，作为皇帝的长辈居然还要给皇帝早晚请安？其实这和当时的妻妾制度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妻妾之别有如云泥，庶子只能喊生母为阿姨，这一点在皇室也不例外，无论嫔妃品级有多高，庶出的皇子公主依然只能称呼生母为阿姨。
《南史·齐武帝诸子》中就有记载，“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衆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
《南史·齐宗室》同样记载道：“钧字宣礼，年五岁，所生区贵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绊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
按南齐后宫制度，贵人为正一品的三夫人，淑媛为正二品的九嫔，区贵人、阮淑媛在后宫的品级很高，而萧钧和萧子懋也都是大孝子，但就因为是庶出，所以不得称呼生母为母亲只能称为阿姨。所以清人曾在《称谓录》中总结道：今人多称本生之妾母曰姨，盖其由来已久矣。
不仅如此，就算是某个嫔妃有幸生育了皇太子，她的地位仍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比如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生下了皇帝唯一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子，但陈贵妃的地位即使得到了丈夫的特别提拔，也只是“礼秩同皇太子妃”，连儿媳皇太子妃的待遇都比不过。所以正常情况下，普通妃嫔的地位有多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韦珪是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四妃也没用，连她亲生的临川公主、纪王李慎都不会喊她一声母亲，更别说让唐高宗视其为母了。甚至和今人想象的唐高宗对纪国太妃各种孝顺的场景截然相反，史实则是韦珪对自己能够有机会给唐高宗早晚两次请安十分得意，甚至在墓志上都不忘将此事炫耀一番：“太妃累岁在□，晨宵谒见”。
而韦珪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虽然没能为女儿临川公主换来册封长公主的诏书，但好歹为自己迎得了一些回报。麟德二年唐高宗决定封禅，并允许韦珪一同前往，祭天时由自己初献、徐王李元礼亚献、刘祥道终献；祭地时以武后为亚献，纪国太妃韦珪为终献。不过遗憾的是还没到泰山，韦珪就病逝了。唐高宗为了表示安慰，下旨将韦珪为参加封禅而特意准备的服饰供奉于灵座之前，至于韦珪在祭地时终献的安排，最后由地位仅次于纪国太妃的越国太妃燕妃负责。
纵观韦珪这一生，若是不看她实际得到的待遇只看她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品级，那么作为四妃之一的贵妃，韦珪的地位确实不低，但这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有着大把无法言喻的痛苦。
因为韦珪一辈子都不曾得到过唐太宗的喜欢，她的生母不得封郡君，长女李氏大龄才脱离罪籍嫁给突厥人为妻，次女临川公主在所有公主中册封得最迟嫁得最差，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虽然颇有才华却始终得不到父亲的正眼相待。就算是好不容易熬成了太妃，韦珪也不能享有安适自由的晚年，依旧要以卑微的姿态继续侍奉新帝，直到抱病而终。
杨淑妃，即杨素的孙女，杨玄奖之女。隋末杨玄感起兵后，杨玄奖意欲响应却先被郡丞所杀，杨氏则作为谋反案的家眷被籍没进宫，充作宫婢，李唐建立后又被分配到秦王府伺候。
按照其弟杨台的墓志所载，贞观七年已经31岁的杨台在安平郡公李安期的推荐下，又因为其姐杨氏在后宫为妃，这才被封为正七品上的尚食直长。考虑到阴妃的弟弟阴弘智为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由二人官阶上的差距也可知这应当是他们的姐姐在后宫地位不同的体现，所以同为四妃，杨氏明显比阴氏的封号要更高一些，杨氏当为淑妃，阴氏则为德妃。
同时根据《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铭》上记载的“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可知，赵王李福的生母徽号为杨贵妃。纵观整个贞观年间，韦贵妃的封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所以这位杨氏的贵妃徽号当为死后追赠，而能够在死后被追赠为贵妃，可见杨氏生前就是四妃之一，正是杨玄奖之女。
关于李福的生年，根据其墓志记载，李福的生年可以推测出三个版本：
1、按“三岁封赵王”，虚三岁封王，可知贞观十一年出生；
2、按“年始十三，甫□出阁”，虚十三岁之官，反推为贞观六年出生；
3、按“春秋卅有七”，去世时虚三十七岁推算，说明贞观八年出生。
同一篇墓志上关于墓主的生年居然有三个版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不过考虑到三个版本中有两个都是在贞观九年之前，加上如果李福贞观十一年出生，那么算下来七岁就之藩了，那李福也太可怜了，比得罪过唐太宗的尹德妃之子酆王李元亨还惨。所以李福出生在贞观九年之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又根据《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记载：
公主讳澄霞，高祖神尧皇帝之第十二女也。……武德六年，年始三岁，册拜淮南郡公主，食邑三千户。……奄以载初元年一月十八日，薨于淄州之城刺史宅馆，春秋六十九。
由淮南公主的墓志可知，淮南出生在武德五年，武德六年时淮南就算按虚岁也就只有两岁，但是墓志上却她在“武德六年，年始三岁”，可见墓志上即便记载了册封等年纪也未必准确，想要知道墓主的真实生年，还是靠卒年来推算更加靠谱。
何况李福的墓志也不是迁葬后过了很久才写的，而是他过世半年后就盖棺定论了，时间距离很近，记载比较可靠，所以李福应当生于贞观八年。
贞观十三年，杨淑妃唯一的儿子李福受封为赵王，随即便被唐太宗过继给了隐太子李建成，所以从礼法上来说，李福不再是唐太宗之子，而是隐太子李建成之子。
唐太宗驾崩后杨淑妃被封为赵国太妃，杨氏具体卒于哪一年不知，但永徽六年唐高宗祭拜昭陵时赵国太妃曾于神座左右侍列，而咸亨二年李福下葬时墓志上已记载了生母的封号为贵妃，可知杨氏的卒年即在永徽六年以后，咸亨二年之前。
阴嫔，封号原本应为德妃，因其子谋反而被降为了嫔。
阴德妃的父亲阴世师因效忠隋朝而被李渊处死，阴世师之子阴弘智等人由于年幼而免于一死，阴氏则被没入掖庭为婢。也许是因为阴世师与李渊有着相当的仇怨，而阴氏又成了李世民的妃嫔，所以许多人喜欢臆想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有着一段隔着国仇家恨的虐恋深情。然而就史实而言，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毕竟后宫中作为罪籍没入的女子不在少数，上官婉儿即因祖父上官仪之事被没入掖庭；而作为宫婢被主子临幸的更不在少数，章敬皇后吴氏便是在没入掖庭后得到了唐肃宗的临幸，从而生下了唐代宗。
而且若是对阴氏这个所谓的仇人之女心存芥蒂的话，李渊就不会在武德八年将阴氏之子李祐册封为宜阳郡王，一向与李世民有嫌隙的李建成等人也会借此机会大肆抨击他。所以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所谓的隔着国仇家恨的爱情，不过纯属后人的YY罢了。更不用说阴氏在史书中只得一句“阴妃生庶人祐”后，便再无只言片语的记载，甚至单就其子李祐谋反一事来看，阴氏在李世民心中能有几分分量也是可以掂量得很清楚。
同样是谋反，李祐的结局是被诛后废为庶人，生母连坐遭降，舅舅阴弘智也因此被杀。随后唐太宗又将敢于当面数落李佑罪行并试图杀了李佑的齐州百姓罗石头追赠为亳州刺史，而痛斥李佑的高君状被封为榆社县令，将李佑捉拿归案的杜行敏由兵曹一下子被提拔为了巴州刺史，其他协助杜行敏擒住李佑的众人也一并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而反观李承乾谋反后，唐太宗千方百计想保住他一命，为李承乾说话的来济因此得到了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这样的差距很明显可以看出阴氏与李祐是否得到过李世民的宠爱，若阴氏真的与李世民有过一段所谓的超越国仇家恨的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么想必李祐绝不会落得个身死的下场。毕竟阴氏只有李祐这么一个儿子，处死了他就相当于毁掉了阴氏下半辈子的依靠，李世民若对其有情，再怎么对李祐处以重罚也好过将其处死。
而阴氏一夜之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她本人或是因此被降级为嫔，然后一生孤寂郁郁而死；又或是和儿子一起被废为庶人赐死，最后以嫔礼下葬，都不得而知。但即使阴妃还能留得一条性命，也是从此生不如死。
燕德妃，根据其墓志记载，于武德四年选入秦王府，贞观元年拜册贤妃，贞观十八年迁封德妃。考虑到贞观十七年李祐谋反，生母阴氏遭到连坐，四妃之位有所空缺，燕氏应该是因此晋的位。同样的，这位燕氏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才进的宫，“武德四年礼聘入秦王后庭”这一句说得很清楚，不过是唐高祖李渊为自己的儿子选的小妾。
燕氏的祖父是隋朝著名的酷吏燕荣，为人贪暴淫纵，被隋文帝赐死。也正因为祖父燕荣为人“虐毒”的缘故，燕氏自幼被母亲杨氏严格教导要学会温恭谦让，以养成身为贵族该有的闺范。
燕氏武德四年成为李世民的小妾，但直到七年后才生下第一个儿子李贞，在生下次子李嚣后便再也没生育过。李嚣早夭，甚至夭折后不过20天，唐太宗就在九成宫和大臣们举办了宴会，丝毫没有顾及正在经历丧子之痛的燕氏。而李贞可以说是唐太宗比较有才干的皇子之一，但唐太宗并没有因此对这个儿子有任何的偏爱之处，既没有到了年纪不让他之藩，也没有因为李贞才华出众而给予特别的关注。
唐太宗驾崩后，燕妃母以子贵，按例册封为越国太妃，麟德年间唐高宗举行封禅大典，最初唐高宗打算祭天时由自己初献、徐王李元礼亚献、刘祥道终献；祭地时以武后为亚献，纪国太妃韦珪为终献。不过遗憾的是还没到达泰山，韦珪就病逝了，所以祭地那天的终献最后由地位仅次于纪国太妃的燕妃负责。
咸亨元年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病逝，唐高宗下诏要求文武九品以上官员以及外命妇全部来给杨氏奔丧，身为越国太妃的燕妃也不例外。于是在双目失明行动严重不便的情况下，燕妃不得不千里迢迢赶来东都洛阳，结果不幸病倒在半路上。唐高宗按照惯例派人前来给她看病，而燕妃哪怕身染重疾，在面对皇帝派来的使者时也保持了一贯恭敬的态度，坚持叩谢行礼，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将近一年的养病时间里，燕妃并非一直都命悬一线，然而就算病情有所好转了，燕妃也只能待在驿站里不敢随意走动，哪怕她所在的郑州距离洛阳仅有270里。因为唐高宗和武后都想不起来要让她回京或回儿子的封地好好养病，所以不敢随意行动的燕妃最后就这么客死异乡。
虽然燕妃病逝后，唐高宗与武后也好好封赏了一番，但随着武后临朝称制，李贞待遇也很一般，不过是和一群皇叔兄弟一起受到的加封，而且李贞作为唐太宗的第八子只加封为太子太傅，反而比第十子李慎的太子太师级别要低。
甚至武则天在唐高宗驾崩五年后开始对付李唐宗室时，第一个下手的就是这位表姐的儿子。李贞起兵反抗武则天失败后，自杀身亡，但武则天并没有就此放过燕妃的子孙，不仅残忍地下令将李贞父子的首级砍下来，还送到洛阳枭首示众。而李贞的另外三个儿子要么是“坐与父兄连谋伏诛”，要么是“减死流岭南，寻卒”，无一幸免于难。
唐玄宗登基后，也只将李贞的嫡曾孙李温封了个沈国公，李温的儿孙更是爵位降为了郡公，继承嗣越王封号的却是夔国公李琳（许王李素节之子）这样毫不相干的远房旁支。结果李琳也是个不争气的，刚过继为嗣越王，就病死了，越国干脆国除——不知道燕太妃在天之灵，会对她花了半生精力小心翼翼奉承讨好的表妹做何感想。
郑贤妃，虽然名列四妃之位，但因为无子，只见载于《唐会要》的昭陵陪葬名单中：“昭陵陪葬名氏……贤妃郑氏。”因其墓葬不明，所以对于这位贤妃也无法有更多的了解。不过燕氏自贞观元年至十七年一直都是身处贤妃之位，所以这位郑氏应该是十八年燕氏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
杨妃，吴王李恪蜀王李愔生母，《旧唐书》仅有一句“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才干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示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在隋宫里没有公主封号、在唐宫里嫔妃品级低到没有记载甚或是不值得记载。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
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杨氏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就像汉献帝也是个傀儡皇帝，但直到禅位后降为了山阳公，他这才将两个女儿送去做小妾，而且是直接送给当皇帝的曹丕，可没送给什么亲王。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重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重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按例没入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朝中大臣和皇子做姬妾；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尽管史书上称恪母为杨妃，但这并不能证明恪母生前就位列四妃之位，因为像唐高祖李渊的小妾莫丽芳，生前就没有得到任何妃嫔封号，死后才被追封为嫔，史书上却直接记载其为莫嫔。
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杨淑妃即杨玄奖之女，阴德妃因为儿子李佑谋反被杀后也遭到了连坐，德妃之位空了出来由燕贤妃晋封。还有一位郑贤妃，也是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可见恪母生前并非正一品的四妃，最多只是个二品的九嫔，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再者，还可以根据李恪与李愔在诸皇子中的地位来反推其生母在后宫的等级。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想要给诸位亲王与功臣们世袭都督或刺史的权利，在这次论封建的过程中，除了皇太子李承乾外，长孙皇后的另外两子李泰在相州，李治在并州，而韦贵妃之子李慎在秦州 ，阴德妃之子李佑在齐州，燕贤妃之子李贞在扬州，杨淑妃之子李福尚未封王所以当时并没有封地，后宫王氏之子李恽在襄州。
虽然李慎三人的封地比不上嫡出的皇子李泰与李治，但至少身为四妃之子，李慎三人的封地所在之地是同一个等级的。而李恪在安州，李愔在益州，考虑到李恪还是唐太宗的庶长子，比其他同样庶出的皇子占了名分的先机，但是李恪兄弟俩的封地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连李恽的襄州都比不上——安州与襄州同在湖北地区，历史上这个地区素来以襄州为重，唐朝也不例外，李孝恭平江南萧铣时担任的就是襄州总管（襄州道行台左仆射）的官职。
益州就更不用说了，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中晚唐安史之乱以后。而且当年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唐朝的京城长安对蜀地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而蜀地的地势即使再险峻，这天险却是和关中共享的，由此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李愔的封地连李恽都比不上，更不能与李慎三人相提并论了。所以很明显恪母不仅与四妃之位无缘，而且显然恪母在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论封建时还活着，所以连追封的妃位也没有，否则至少看在追封的四妃之位上，恪母的两个儿子不会连一个后宫位份不明，最多也只是个二品九嫔的王氏的儿子都比不过。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九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八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九年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而且永徽四年李恪因为谋反被赐死，胞弟李愔亦遭连坐废为庶人，但没有其他公主受到李恪的连累——唐律只要是和谋反案的罪犯有亲属关系，就算是女性也会受到处罚，像汉王李元昌谋反后，他的生母汉国太妃与妻子汉王妃也遭到了连坐，所以可知杨妃并没有女儿。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
李恪一生中不仅毫无得宠事迹，而且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削去都督的头衔，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下200户的实封。李恪还因此遭到唐太宗的好一顿痛骂，甚至被比作了燕王刘旦（汉武帝之子，因为不能安分守己遭到汉武帝的厌恶）。而李恪犯的这些错误与受到的惩罚无论是在史书上还是李恪本人的墓志上，均有记载，互相印证。
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多达22州。而且李恪受封的不过是都督，李泰却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记载，就在李恪受封前的三个月，唐太宗将益州的大都督府去“大”字，降级为都督府），所以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李恪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贞观7年李恪前往自己的封地时，唐太宗对他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由此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同样是嫡出的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唐太宗曾给李恪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样一句话，然而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时，却在一转身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而史官称李恪有文武才，但善骑射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虽然善骑射，却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李恪的文才同样毫无记载，别的皇子具体到擅长哪种书法有多少部作品都有记录，唯独李恪的“文才”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不见踪影，而同样因为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各类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别说什么李恪无才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李元昌也是失败者，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而唐太宗虽然一度有过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但这件事不仅是在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才提出来的，而且唐太宗只对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甚至对提名未果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
当然，也有人声称唐太宗用燕王旦警告李恪是在“保护”李恪，在为李恪“好”，让李恪自己谨慎小心一些，不过这真的是唐太宗在为李恪好吗？要知道李恪作为亲王，无论生活在什么时期，他的命都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何况以李恪提名太子未果这件事，以及他敏感的庶长子身份，新皇登基后会发生什么事，以唐太宗的政治智慧不可能想不到。所以唐太宗要是真的在保护李恪，真的为李恪好，就不该是告诫李恪自己要谨言慎行一些，而是应该明确告诉未来的皇帝李治你要善待李恪。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汉高祖刘邦在改立刘如意失败后，特意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唐太宗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就是为了让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能够同时活着——唐太宗既然能明确向自己的接班人李治表示日后一定要善待李承乾、李泰这两个哥哥，为什么不同样强调一下也要善待李恪呢？
所以唐太宗警告李恪，只是警告而已，和所谓的保护李恪无关，更不是在为李恪好。唐太宗若是真的为李恪好，就该告诉未来的皇帝一定要善待李恪。
还有人试图将李恪当不上皇帝的原因归结为是具有前朝血统的缘故，不过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毕竟李恪的两朝血统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历史上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比皆是。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至于杨妃的次子李愔直到贞观十三年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他们的生母杨妃在唐太宗心中与后宫中的地位有多低可想而知。
徐惠，生前仅为二品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充容。相对于其他嫔妃在太宗一朝最多只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徐惠能够凭借其出众的文采在《旧唐书》中留下更多的事迹，可见徐惠的才华即便是与同时代的文人士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而徐惠也因为自幼才华出众，同左棻、宋氏姐妹一般名声远扬，甚至为皇帝所知，于是被诏进了后宫中。
根据史书的记载，徐惠进宫后被册为正五品的才人，又因“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不久便升为了正三品的婕妤，其父徐孝德也因此升了一级官，由从六品下的将作监丞被升为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继婕妤之后，徐惠又被晋为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这便是她在贞观一朝的最高封号了。
不过充容虽然位列九嫔，但仅为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只比最末一位的充媛高一级，也就说仍只算是个下嫔。想想贞观八年的时候，唐太宗听闻郑仁基的女儿“容色绝姝”便要聘为充华（即充媛），而郑氏的出身与资历比起徐惠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容貌出众便能一举成为九嫔之一，反观徐惠在后宫十二年，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华才一步步坐到了下嫔之位，也无怪乎徐惠自己也要感慨“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了。
至于徐惠和唐太宗之间的关系究竟能亲密到何种程度，从李治与晋阳公主的事情中便能略窥一二。
众所周知，李治与晋阳公主自幼是被唐太宗亲自抚养长大的，特别是李治，直到被立为太子，唐太宗仍舍不得让他搬出自己的寝殿住到东宫去。所以即便是贞观十八年刘洎上疏，恳求让太子搬回东宫居住，唐太宗也不过是令其与岑文本马周等人“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却绝口不谈让李治搬离自己寝宫的事。一直到贞观二十年褚遂良再次上疏，唐太宗这才让李治每隔半个月到东宫一次。
若是徐惠到了能够常伴君王侧的程度，唐太宗又怎么会如此舍不得已经成年甚至都已经当了父亲的李治离开自己的身边呢？更何况如果徐惠真的与唐太宗的关系亲密无间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能够在唐太宗发怒时为大臣们徐徐辩解的，能够让朝中大臣多蒙其惠的，就不会是晋阳公主而应当是徐充容了。
徐惠出众的才华虽然颇得唐太宗的赏识，与唐太宗之间的互动也看似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奉诏应和或是解围之作，比如《奉和御制小山赋》，便是徐惠与许敬宗等人在随同唐太宗游翠微宫时共同奉诏写下的作品。再比如徐惠在挥就《进太宗》一诗时，面对的是唐太宗召她前来觐见时等得十分不耐烦的情绪，所以“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句诗的本质不过是徐惠为了解围而作。
而说到这首《进太宗》，则又是令人心生好一番感慨。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后宫中同样以文采出名的嫔妃大有其人，比如晋武帝的左贵嫔左芬就是其中一例。只是左芬虽然才华横溢但长相丑陋，而晋武帝本人又十分好色，所以史官直白地记载了左芬“姿陋无宠”。但就是这样一个“姿陋无宠”的左芬，光凭自己的文采，就做到了仅次于皇后杨艳和有着亚后待遇的宠妃胡芳的正一品贵嫔之位。而晋武帝纵然不过是个好色平庸的皇帝，但也经常亲自前去拜访左芬，主动到左芬的住处去，再反观唐太宗这里，不过是难得召见了徐充容一次，徐充容不过是稍微来得迟了点，唐太宗都要忍不住发火，以至于徐充容不得不急中生智，当场做了《进太宗》这首解围诗以化解这种难堪的境地。
再看那篇让徐惠名垂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徐惠已经达到了其一生中最为巅峰的时刻，因为无论是从文章的立论还是辞藻的修饰来看，能够出自一后宫嫔妃之手实非易事，所以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不厌其烦地在徐惠的列传中大段大段乃至整篇收录了这份谏表，然而此文读罢之余又不禁令人为之叹息，这不仅仅是因为徐惠的谏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更是因为从这篇谏疏中所得出的结论。
唐太宗的后宫中，能够大胆上谏的只有长孙皇后与徐惠二人，然而此时此刻看来，这二人又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长孙皇后的娓娓道来在徐惠这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皇后的言简意赅演变成了徐惠的长篇大论。徐惠与长孙皇后同处后宫，明明可以像她和魏征一样直接进谏，却偏偏选择了同房玄龄那样上表谈论。房玄龄是因为病重无法面见皇帝才上表的，那么徐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了上表而不是直接面圣进言？
甚至徐惠在上书里重点提到的修建玉华宫一事，实际上唐太宗早在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就开始兴建玉华宫，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又下发了诏书反省自己应当更加节俭，而徐惠早不上疏晚不上疏，偏偏要等到唐太宗下诏反思后这才上书劝谏——如果徐惠只是为了劝说皇帝节省民力轻徭薄赋，为何不在唐太宗要建玉华宫时就上谏劝止，而是非要等到唐太宗自己开始反省了，这才跟风上书？
所以徐惠此举一出，更多的是意在表现自己的才华以借机搏取唐太宗的注意与赏赐，而徐惠精心挑选在这样时机向给皇帝上书，颇有刻意做作之感。
不过作为一名善于纳谏的皇帝，无论臣子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谏唐太宗都会予以优容的态度，所以面对徐惠的这篇奏疏，唐太宗是毫不吝惜地表达了赞赏与赏赐，但随后又丝毫不受影响地继续与皇太子李治及文武百官游玩起玉华宫来，甚至兴致还颇为高昂地亲自做了一篇《玉华宫铭》，并令大家应和。
而徐惠通过这样生硬刻意的上书方式进行劝谏，更加让人察觉到只属于君臣之间的那种拘束与拘谨。这也恰恰说明了，徐惠到底还是没能真正地走近唐太宗，更无法以一种自然而亲密的姿态融入到唐太宗的生活中。也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晚年的诗作中多有流露悲秋伤怀之情，尤其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驾幸翠微宫，后宫妃嫔一并随驾前往，徐惠也在其中，唐太宗仍不禁感慨“树冷半帷空”，直抒自己因为身边人不在，备感寂寞冷清之情，俨然无视了近在眼前的这些嫔妃。
本该是双向互动的感情世界里，一边是唐太宗没有把徐惠放在眼里，另一边徐惠虽然花费了不少心思，试图利用自己出众的文采奉承讨好唐太宗，却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唐太宗的内心。倘若徐惠稍微用点心，则不难揣摩到唐太宗这种落寞寂寥的心境，以她一贯的心性，更不可能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不加以宽慰，然而徐惠的诗文自始至终都不见有任何的劝慰之作。
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徐充容身为无子嫔妃按照惯例被送进崇圣宫出家为尼，自此“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事死如事生。虽然有人声称徐惠是个例外，没有出家，但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唐太宗准许徐惠可以不用去崇圣宫剃度为尼，所谓的徐惠破例没出家，完全是某些网友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而已。
事实上恰恰相反，各处史料都证明了唐朝只要是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嫔妃，无论品级高低都得落发为尼去守陵，哪怕去的是皇帝别庙也不例外，因为别庙里同样可以有尼姑，像薛婕妤出家为尼后照样待在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里。《华严经传记》里也记载了高僧释灵辨亲自到崇圣宫、鹤林寺、德业寺这些地方给众僧尼受戒，如果崇圣宫里的妃嫔不需要出家为尼的话，那么释灵辨又何必到崇圣宫给一群都没有皈依佛门的妃嫔受戒呢？
不过有意思的是，唐太宗没想过要准许徐惠可以特例不出家，却记得在弥留之际反复对大臣们念叨着一定要保护好长孙无忌，还有阿史那社尔对自己的感情是有多真挚，特别留了遗诏以防阿史那社尔要为自己殉葬。
充容徐惠进入崇圣宫落发为尼后，正式成了一名陵园妾，而崇圣宫里过的也不是什么享福的日子，历朝历代都有诗人对陵园妾被迫将大好年华就这么幽闭枯老在陵宫里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光是唐代就有不下百首怜悯这些守陵宫人的诗歌，“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无一不是在控诉这种守陵生涯的凄凉与无望。
昭陵已经发掘的那些宫人墓葬也证明，崇圣宫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守陵的嫔妃死得早，那么还能有幸在墓志上留个姓氏下来；如果死得迟，就算是身为二品九嫔之首的昭仪，最后也不过是个“不知何许人也”，连姓氏都没人知道，就这么被安葬在昭陵里。且无论是二品的昭仪还是七品的典灯，身后事直接就由当地的守陵人负责，不仅墓葬规格卑狭简陋，墓志制作粗糙，陪葬品也极为简单。
这种再无出头之日的守陵生活对于正值盛年的才女徐惠来说打击太过沉重，于是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徐惠心灰意冷之下在生了重病后拒绝服药，留下“得先狗马侍园寝”——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先去侍奉陛下的陵庙这样谦卑的遗愿后，病逝了。
尽管此时距离唐太宗的驾崩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徐惠也并没有选择在唐太宗死后立即绝食的方式，而是渐渐等到生了重病后这才不喝药，这是人的求生本能，可以理解。所以唐高宗李治依然对徐惠此举大加赞赏，不仅将其追赠为四妃之一的贤妃，还允许她陪葬昭陵石室。
不仅如此，徐惠的家人也就此飞黄腾达起来。徐惠的父亲徐孝德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被李治擢为了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连升6级，卒于任上时，李治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同样因为才名出众被李治召进宫，封为正三品的婕妤。
纵观徐惠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境遇，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对比唐太宗后宫中其他只因生子而被记载了一笔的嫔妃，因为出众的文采而拥有更多事迹的徐惠自然算是比较有存在感的。但即便不和宠倾后宫的武惠妃，礼数实同皇后的杨贵妃，嬖幸专房的独孤贵妃这些顶级宠妃相比，徐惠的“得宠”仍旧十分有限。
毕竟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十多年，受封的最高封号也仅仅只是个下嫔，而徐家除了徐孝德因为女儿文采斐然被升了一级官，从从六品下到从六品上外，再没有因为徐惠的进宫得到任何好处。直到徐惠在唐太宗驾崩一年多后病逝在了崇圣宫，徐惠本人及徐家的待遇这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就更不用说徐惠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影响了，因为通观徐惠的列传以及留下来的诗文，都未见其对唐太宗的思想或决策产生过任何影响。更有甚者，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徐惠刚上疏劝谏过唐太宗要爱惜民力勤俭节约，唐太宗在两个月后就亲自下诏为爱妻长孙皇后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这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总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与徐惠在上疏中所强调的节俭精神完全截然相反。
而当大慈恩寺落成后，唐太宗亲自带领皇太子李治与百官、嫔妃们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不知道人群当中的徐充容看到这一幕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