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到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藉以管窥一豹。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干、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干、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为事实。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的说法：
“……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拚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参《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4～235页)
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写下了如下的见证：
“……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参《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7页)
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我们再来听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如下：
“……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司梯芬诊视，经化验说是白血球多、红血球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参《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54～255页)
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我们再来听听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记录》当中。在这本访问记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
“……(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付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血球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
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
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的说法：“……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于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5～108页)
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
“……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参中华书局《土肥原秘录》1980年11月版，第64～65页，额田坦回忆)
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
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八位证人的证言(吴运干、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1、吴佩孚吃饭时，鸡肋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
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
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
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
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
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
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
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扶头手;
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
10、吴佩孚的部下少壮当场扬言要杀死日本医生，被劝阻。
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和额田坦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
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
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
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
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
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
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
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
3、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
我们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
1、吴佩孚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
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
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
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
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的;
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
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