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上来看，小偷自古就是街头的祸害。战国初期著名法学家李悝在其《法经》便称，“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治盗”竟是当时国家领导人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可见那时盗贼不少。当然，古代执政者考虑更多 的可能是窃国大盗。

　　因为街头乱，小偷多，早在周代，街上的管理人员要持鞭上岗，此举并不仅仅针对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也是为了对付流氓、窃贼一类人。

　　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的“公务员编制”中设有“司稽”一职，分工是“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掌执市之盗贼以徇，且刑之。”大概意思是，司稽负责在街市上治安巡逻，检查是否有违反禁令、行为反常的不端之人，如果觉得可疑，可以随时将其抓起来。此外，司稽的另一重要职责，则是负责抓窃贼，并对他们进行惩罚。

　　早年，出于街市买卖交易安全的考虑，一般把市场规划在城中，并建高高的围墙，四周设门，由“城管”拿着执法刑具把守。还专人敲着梆子，高喊类似“防火防盗”的话，小偷、抢劫犯这类不法分子一旦在街头露面，很容易被逮着。《周易·系辞下》所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说的就这意思。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周代也并非太平天下。江湖传说中小偷的祖师爷盗跖，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人物。《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称，盗跖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弟弟，与孔子还是好朋友。有学者认为《庄子》所记不实，但不论是真是假，当时街上有小偷应该是肯定的，不然官方也不需要设司稽来“抓小偷”。

　　到了汉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买卖交易活跃，逛街的人也多了起来，相应地，小偷也活跃。

　　西汉的长安街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据《汉书》注引《汉旧仪，“长安城方六十里”，总面积约现代36平方公里。长安城内有9个大市场，相当繁华。班固《西京赋》称，“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由此可知，当时的长安街头行人熙攘，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因为好混，小偷也都“漂”到了长安，长安的治安秩序一度混乱，偷盗现象严重，市民和商人叫苦不迭，大概比今欧洲巴黎、罗马街头的小偷还要多。为此，朝廷制定了《盗律》，严惩偷盗行为，还创造性地设置了“贼捕掾”这一公务员编制。贼捕掾是什么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专门负责抓盗贼的警察。

　　因为治安太差，朝廷曾多次撤换市长(京兆尹)，甚至出现皇帝直接插手京兆尹的人事安排。

　　据《汉书·张敞传》记载，刘询(汉宣帝)当皇帝时(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因为小偷太多，治安不好，曾多次调换京兆尹。以抓盗贼出名的胶东相张敞，便曾被刘询调到长安，接任京兆尹。张敞确实有一套，到任后他摸清了长安盗贼的底细，先将几个在长安过得很滋润的“偷长”(贼头)找来责问，令他们抓贼赎罪。

　　到底是贼头，鬼点子亦多。他们请张敞暂时任命他们当官，回家后便大办酒席，听说“老板”当官，全城的大贼小偷都前来祝贺，个个喝得大醉。贼头暗中在小偷的衣裙上，染上红褐色标记，而“警察”(官吏)坐在巷子门口等等，见到衣裙上有红褐色的就抓，一天抓到了几百个贼。

　　后来审查发现，有的小偷一人一天作案100多起，这些小偷统统被法办。经过这次整顿，长安城的治安一下好转，“市无偷盗”，小偷也不敢再来长安“闯码头”了。

　　更绝的是南北朝时一位叫王敬则的官员取的抓小偷手段。

　　王敬则是南朝齐人，时与京城建康(今南京)相连的吴兴郡，治安便很不好，盗贼小偷很多，偷抢之事频发。据《南史·王敬则传》，时新到任的郡守王敬则决心“严打”。当时有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在路上拾到他人丢失的物品，王敬则借此大做文章，把小孩抓来杀掉示众，吓得盗贼不敢露头，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

　　为了彻底禁偷，王敬则抓来一个小偷，当着他们亲属的面严加鞭打，然后罚小偷去扫马路。后来王敬则允许小偷“轮岗”：可以举报以前的同伙，来代替代自己扫马路，即所谓“令偷举旧偷自代”。此事一经传开，当地的小偷生怕被认识出来，全都逃走了，当地一度“天下无贼”。

　　这种抓盗贼的的手段，可以叫“贼帮捉贼”法，既绝，又灵，深为后世推崇，无有不灵，贼喊捉贼，想蒙混过关是没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