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一种“议罪罚款”的制度，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上缴一部分“议罪银”便可免罪。这是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比如在《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候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开始施行时，主旨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儿“心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到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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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奴才李质颍谨奏，为仰恳圣恩，俯准宽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在这封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先后几次工作中出现失误，“情愿”上缴罚银，但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虽然此疏有哭穷的表演成分，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对谁都不是个小数，已完全超出受罚者应得的薪俸和养廉银的总和。这么多钱，已不仅仅是对官员的惩罚，而是刻意搜刮了。由惩治手段转换为敛财目的，称得上是遗患无穷。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