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5个月前的5月8日，这一天，清政府宣布裁撤军机处，仿照议会民主制国家设立新内阁。然而，13个内阁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满人却得了9席。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7个。因此，时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君主不负责任，皇族不掌政权，这是君主立宪国的根本原则。清廷玩弄民意的举动，不仅违背了“立宪”的承诺，更使其“保满排汉”之心昭然若揭。用一个徒具虚名的内阁来应付民众对于西方宪政的热切追求，清政府的颟顸无知彻底寒了上至地方督抚下到立宪党人以及所有对改革还抱有一线希望之人的心。改良派旗手梁启超就愤然撰文称，以后的字典上“断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然而，追本溯源，“恶政府”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清廷中央集权留下一个空心的夹层

　　1860年10月7日，当英法联军的士兵冲进圆明园进行劫掠时，在一处皇家库房里，他们发现了当年英王乔治三世精心挑选、委托马尔嘎尼送给乾隆的礼品：两门先进的榴弹炮、牵引车以及炮弹。乔治三世希望用这种婉转的方式提醒乾隆，英国所具备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潜力。可惜，乾隆不为所动。

　　在回程的船上，马尔嘎尼写道：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里没有沉没。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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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道分水岭。此后，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东亚最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生活以皇帝为中心，完全由一个职业的官僚系统垄断，而这个官僚系统也不过是皇权的附属品。因为，中国皇权的来源是“天命”，具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中国“革命”一词的原意，就是一个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它的经济，则是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

　　传统中央集权的中国官僚制度，并非想象中那样腐朽没落，其实它的精细程度堪比现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理性化色彩。可惜在陈旧的“传统”观念下，正是这种具有极强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和系统，以其绝对封闭、水泼不进的特质，最终成为僵化帝国向现代化进步的绊脚石。

　　鸦片战争之前，历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实质上只局限于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变化，而并不是政治秩序的变迁，政治制度一直没有推陈出新的质变过程。

　　清朝的统治，也是“百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种翻版，所有的行政权力，最后皆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县四个级别的官员，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不过，清朝政府对于基层里社、保甲的控制没有那么严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层中去，只是凭借地方士绅和家族控制间接统治。

　　由此，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个空心的夹层。这个夹层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稳定社会基层，又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变成反对政府统治权威的力量。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僵化，清朝农村基层一直处于停滞、闭塞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