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提拔他，因为官途是天堂;如果你痛恨一个人，也提拔他，因为官途是地狱。

　　这两句话听起来很荒唐，但痛恨谁就提拔谁的事情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在清朝，提拔官员就曾是一种对其残酷打击的手段。且看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记录的一个真实的事例：某军机大臣的儿子在山东乡下为非作歹，被人告到当地知县那里。知县把这位恶少找来跟他讲道理，并且打了恶少的家奴。恶少回去以后立即写信告诉了京中的父亲。接着，知县得到调令，被提拔到四川某地任职。“这个官员的调动几乎要跨越整个中国，沿途花费巨大，麻烦甚多。他刚到任新职不久，又接到升迁云南的任命。这又是一次耗时费神的艰苦行程。可刚到任不久，又被通知升任关外某地的道台……”直到此时，这位知县才明白自己遭受了多么恶毒的报复。他无法忍受行程中所染疾病的折磨与颇为可观的路途开销，无奈之下只好吞金自杀，永远避开了进一步的升迁和无休无止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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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兴认为，在清朝提拔干部之所以成为一种打击手段，主要是因为当时农业社会的基础设施和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尤其交通条件太差。官员去异地上任，一走就是几个月，舟马劳顿，人吃马嚼，上任之时，往往还算阔绰的官员也免不了倾尽其所有，囊中比少女还要羞涩。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册《中国年鉴》中记载，即使到了民国，交通状况依然没有多少改观。该书中有一个“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表”。规定了官员任命和到任的期限，当时分为“有交通的地方”和“无交通的地方”。以北京为中心，有交通的地方，“到顺天要十日，直隶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龙江三十日，山东二十日，山西二十日”;没有交通的地方，“到热河三十日，陕西四十日，甘肃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广西六十日，贵州一百日，云南一百日”，“到广东是一百三十日，到新疆，期限为一百六十日”。频繁调动和升迁对于官员们来说是件折磨人的事，可以想象路途上的艰难险阻，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所以，我们没理由不感谢我们所处的当今盛世，海陆空交通四通八达，去哪都只是几个小时的事。老百姓幸甚，天地间来去从容;官员更幸甚，被提拔后欢天喜地，绝无一点因赴任路途遥远而惨遭各种折磨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