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一个朝廷，皇帝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在一起，三十余年不出宫门；"公认"的忠臣为了处理好与宦官的关系，派自己的儿子给宦官大送珍品；当年受皇帝调药、显赫一时的"忠臣"尸骨未寒，就给儿孙带来杀身之祸。这也就难怪当时的日本会对紫禁城的属地虎视眈眈。
好一幅皇帝、后宫、辅臣、宦官的"和谐图"
当人文主义思想在法国逐渐传播，英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时候，整个欧洲，几乎都处在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而在中国，耀眼的紫禁城庄严地紧闭大门，明朝正在为拥立一个年仅10岁的封建皇帝劳思费神。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紫禁城传出明朝第十二代皇帝明穆宗朱载病危的消息。平稳做了6年皇位，几乎没有紧急召见过任何大臣，而如今，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则被紧急昭进皇宫，已经奄奄一息的明穆宗正在病榻上等着他们。当着陈皇后、李贵妃以及太子朱翊钧的面，明穆宗抓住了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明穆宗口中所言的冯保是司礼监太监兼提督东厂，随后他便奉命宣读了穆宗的遗诏--皇太子朱翊钧即皇位，高拱、张居正、高仪3人为辅佐大臣。次日，明穆宗病死在乾清宫，而年仅10岁的朱翊钧则正式即位为明神宗，改年号为万历。
但凡少不更事的小皇帝即位，在其统治初期，总会有一帮觊觎皇位的人屡屡骚动。而万历皇帝却是个例外，在他统治初期，不仅没有出现大的骚乱，国家面貌还焕然一新。
究其因不过三点。高拱、张居正、高仪3人奉明穆宗遗命尽心尽力辅佐万历皇帝，其中以张居正的功劳尤其突出；而权力不可忽视的冯保也尽职尽责，为万历皇帝心焦力悴；穆宗的贵妃李氏更不用说了，她是万历的生母，在万历即位后，被封为慈圣皇太后，她教子有方，与穆宗的皇后陈氏即仁圣皇太后相处融洽，积极配合着大臣们对万历的辅佐。
先说张居正，他不仅是首辅大臣，还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一直以来，张居正以其博学、处事精练、一心为国而深得人心。作为帝师，他更是煞费苦心地教导着万历皇帝，无论是在学习上、治国上，还是在生活上以及做人上，都时时引导万历皇帝向好的方面发展。
为了让万历皇帝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张居正还将历朝皇帝之乱的经验和教训编著成册子，配以简明的图案，试图让小皇帝能从中受到启发，最终有一身治国安邦的本领。张居正还为万历皇帝精心安排了课程，从朝廷的用人之道到宫中的细小规矩，面面俱到。一般来说，万历皇帝正处在年少时期，应该最不愿意成天有人在身边唠叨，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他不仅没有厌恶反而还十分尊敬老师。当然，张居正虽然对万历皇帝关怀入微，甚至有时候也未免嗦，但是他很懂得君臣之道，对年幼的皇帝向来恭恭敬敬，甚至把10岁的皇帝比作自己的父亲。万历皇帝也很懂事，他一向尊敬张居正，向来都配合着张居正的一番苦心。
万历皇帝尊敬张局正，从来不摆出皇帝的大架子，一向以"先生"称呼，对于张居正的正确建议，也一向言听计从。甚至小小年纪就知道体贴臣民，他为了节省开支而放弃自己心爱的元宵灯会；张居正生病，他又亲自调制汤药要与其一起服用。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尊敬与信任，张居正更加对其鼎力辅佐。
在万历初期的10年里，朝政焕然一新。内政上，推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的思路，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将内阁变为政治运转的中心，极大地整顿了吏治；经济上，清丈全国田粮，遏制豪强地主，并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适时地减轻了农民负担，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明朝的发展，增加了明朝的财富；在军事上，明朝还加强了军备整顿，平定了西南骚乱，并重用优秀的军事人才和爱国将领把守边关。这些政策的实施，为万历初期带来了一片大好势头。
当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来的新气象，也并非张居正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万历皇帝深明大义的允诺，如果没有太监冯保与慈圣皇太后的配合，恐怕这些政策也未必能顺利实施。
历史上宦官专权兴盛的朝代，莫过于明朝。宦官们总是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觊觎着朝政大权。但在万历初期确是例外，司礼监太监冯保并没有把双手伸向政权。他知书达理、才华横溢，颇懂为人处事。早在嘉靖时期，冯保就在司礼监做秉笔太监，到了穆宗统治时期，他又担任了提督东厂太监。算起来，冯保也服侍了明朝两任皇帝了，到万历皇帝，已经是第三任了。
司礼监是明朝24个太监衙门中权力最大的一个，称得上是宫内的小政府。冯保在司礼监先后担任过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十分强大，与三任皇帝的关系也都十分紧密。在张居正等辅政期间，冯保很会处事，他不但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皇帝的关系对其加以阻挠，反而还与张居正保持着密切联系，配合他的辅政。
而不干涉朝政的后宫，在万历初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慈圣皇太后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宫女，服侍当时还是裕王的明穆宗，并为他生下朱翊钧、朱翊两个儿子。穆宗即位后，将她封为贵妃。明穆宗的皇后陈氏即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而无子，聪明而讨人喜欢的朱翊钧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
慈圣皇太后教子有方，深得万历皇帝的尊敬。在万历皇帝住进乾清宫后，她也跟着搬进乾清宫。除了细心照料万历皇帝的生活外，慈圣皇太后还对万历皇帝的品德和学习严格要求，希望他早日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如果得知万历皇帝犯错了，她一定罚他跪下。在慈圣皇太后的教导下，年少的万历皇帝书法非常工整，也很少出现滥用权力，或者犯下大错的现象。
不过，毕竟后宫是不该干预朝政的，慈圣皇太后也只能将辅佐万历的希望寄托在张居正等人身上。张居正深受重托，自然尽心尽力，他注意到皇宫内部冯保的力量正在膨胀，便立即加强了与冯保的关系。
自古大臣与宦官勾结，多为争夺权力而相互利用，以致朝政腐败。而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则不同，张居正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与冯保的关系。他曾一次性地派儿子送给了冯保大量珍品，包括7张琴、9颗夜明珠、5幅珍珠帘、3万两黄金和10万两白银，收到这些丰厚礼品的冯保，又怎么能不积极配合他呢？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这年，张居正放下了为人臣子的重负，舍10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而撒手人寰。这位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墓地后的权臣，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其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最后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终于做了真皇帝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张居正逝世后的第4天，御史雷士帧等7名言官弹劾潘晟，万历皇帝很快命潘晟致仕。潘晟其实是张居正生前所荐，而皇帝对该事件的处理，似乎在向众人宣告，张居正时代的一切将会随着其死而烟消云散--张居正一派失宠了。
人们也许会大惑不解。在众人看来，在张居正辅政时，君臣两人上下一心，而皇帝对这位辅臣、帝师也是怀揣尊敬之心。而在其死后，明神宗为之辍朝，并给以"上柱国"的封号，谥"文忠"。
事情往往不能只看到一面。不可否认，张居正辅政10年来，确实为明朝迎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人们多把张居正的功劳挂在嘴边，却忽视了万历皇帝的光芒。在他们心里，万历皇帝还是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然而人们都似乎忘记了，10年的时间，万历皇帝也在慢慢成长，已经不是当年为张居正调药、被慈圣皇太后罚跪的小孩，他已经大婚4年了。
其实，张居正辅政10年，其所揽之权，毫无疑问是明神宗的大权。不管这是不是张居正效国所需要的，他的当权便是皇权的失位。在权力上，权臣和帝王总是一个对立面。臣子独握大权，即便是为了效忠国事，在帝王心中终不免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亘古不变的帝王逻辑！ 看到皇帝的态度，有着政治敏感度的言臣很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万历皇帝下诏，将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的一切官爵削夺，并查抄其家产。顿时，张居正一家从荣耀的顶峰滑向了地狱。张家一家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其长子也因不堪忍辱而悬梁自尽，张居正则差点被开棺戮尸。从万历皇帝处理张居正的问题上，可以很明显感觉到，神宗其实骨子里早就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否则，即便是再大的罪过，一代能相之家也不会有如此可悲的下场。在整个万历皇帝执政期间，没有一人敢为其呼冤。
张居正死了，万历皇帝终于可以独揽大权一展身手。他自然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他要让人们知道，万历带给明朝的是希望，而不应该是质疑。
不过，大多数亲政的皇帝，在其统治初期都会显示出励精图治的一面，万历皇帝也不例外。乘着张居正辅佐时期的新风，万历皇帝励精图治，以一代贤君的形象屡屡出现在臣民们面前。为了遏制官僚的腐败之风，他亲自草拟诏书，禁止官员相互赠礼；并积极参加各种典礼，以绝对的诚意感动着臣民们；天降旱灾，他就冒着酷热的天气，拖着九五之尊步行到天坛祭天祈雨；万历皇帝还多次外出，长途跋涉祭祀祖陵。
在万历皇帝亲政的最初几年里，明朝廷也确实没有什么动乱，紫禁城也出现了少许中兴的气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朝的社会矛盾不会激化。
实际上，早在张居正辅政期间，明王朝已经是危机重重，各种矛盾就已经开始凸显。如果说各种矛盾是一个炸药库的话，那它最后的爆发所缺的也就只是一条引线罢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张居正的改革，终不免会触及到某些人、某些势力的利益，正是源于此，在其百年之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地报复和攻击，为其死后自身和家族招祸。
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将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张居正针对时弊而施之政也被废止，朝廷慢慢地走向没落，大明朝也恢复了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原本稍微得到缓和的矛盾再次凸显。
万历皇帝初期，对内阁做了重组，在一大批文官被调换后，首辅申时行成为了新内阁的核心。申时行把张居正死后的下场看在眼里，他吸取教训，一贯以不求功、只求无过的作风行事，把精力都放在了平衡君臣关系和维护朝廷稳定上。虽然，申时行竭力地维持着朝廷的局面，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甚至可以说，申时行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原本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官员们，掀起了新一轮的斗争，尤其是一些顽固的文官，他们总是遵循着正统的道德规范，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申时行，甚至指向万历皇帝。
那些反对张居正的文官们，总认为申时行与张居正共过事，便认定他是与张居正一伙的，他们不断地对申时行发起攻击，认为他的平衡术是为了贪图权力。申时行在协调君臣关系，维持朝廷局面上，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
初始，申时行受到攻击的时候，万历帝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官员的斗争无非是为了私人恩怨，或者是贪图名利，但当这些文官侵犯到自己的皇权时，他才发现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提出要亲自训练军队，但是这些大臣们说不合祖制，硬是把这种想法压了回去；他下令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并亲自去视察，结果遭到大臣们的严厉批评，说他太过招摇，并且出行太不安全。
皇权与文官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万历帝备受压抑。作为一国之君，手握大权而不能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容忍的。在这种时候，每个皇帝以其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表现。而万历帝，则逐渐选择了较为消极的对抗方式，消极怠政，开始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
最终让万历帝与朝臣文官间矛盾全面激化，而使得这个皇帝最终彻底消极怠政的原因，则是因为一个女人--一个他深爱的女人。
早在万历六年（1578年），14岁的万历帝就在母亲的安排下，迎娶了一位姓王的平民之女做皇后，这位王皇后既没有十分出众的姿色，也没有出众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她与万历帝几乎没有心灵上的沟通。万历九年（1581年），万历帝使一位年长的宫女怀了孕，这位宫女生下一子后，便荣耀地被封为了恭妃。恭妃深知皇帝并不爱自己，但仍然沾沾自喜，毕竟她的儿子常洛是皇帝的长子。在恭妃生下子常洛的同时，万皇帝也迎来了他的真爱--郑淑嫔。郑淑嫔不仅有着闭月羞花的容貌，而且聪明伶俐，更重要的是她与万历帝非常有默契，两人彼此感到能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试想，在一个到处充满窒息气息的皇宫里，遇到一个可以交心的爱人，万历帝自然会对自己的爱人宠爱有加，尤其是在她也生下一位皇子以后。
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帝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册封郑氏为贵妃，其地位明显高于恭妃王氏。最初万历帝提出册封时，群臣反对，是出于正统道德规范。万历帝越来越无法忍受大臣们的这种强力干涉，作为皇帝，连封一个贵妃的权力也没有，那拿皇权来还有什么用？于是，他当机立断，为了心爱的人，全然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执意而为之。
万历帝十分宠爱郑贵妃，对郑贵妃为他生的儿子常洵也是万般疼爱，而对王皇后、恭妃却不屑一顾，恭妃为他生的长子常洛自然得不到父爱。甚至作为一名父亲，他全然没有想到及时让儿子读书，直到大臣们据理力争，常洛在13岁时才受到文化的洗礼。大臣们当然不能容忍万历皇帝的做法，他们竭力维护恭妃及皇长子的权益。
也许爱是万历帝在深宫中唯一可以感到慰藉的东西。于是，在万历帝心里，没有什么比宠爱郑贵妃及给予两人的爱情结晶以最大的庇护更重要的了。正是基于这些理由，万历帝早已经忘了他还是其他皇子的父亲，还是大明国的一国之君。而文官大臣们当然不能由着皇上的性子来，他们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万历皇帝要遵循这些那些道理。当万历帝因为爱人、爱子的事情上与朝中固执的文臣的冲突不断加剧的时候，夹在中间的首辅申时行则是苦不堪言，两头不讨好，而其一心经营的君臣平衡关系也慢慢被彻底打破。
万历皇帝消极与文官对抗，上演了一出三十余年不出宫门的闹剧，成为紫禁城里的异数。
万历十三年（1585年），万历皇帝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在一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他几乎不视朝政，也不亲自去祭祀庙祀，反而在全国范围内聚敛钱财，派出宦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当然，万历皇帝还颇关心自己死后的栖身之地，命人为自己建造既耗资又耗时的奢侈陵寝。由于万历皇帝荒废朝政，明朝朝廷动荡不安，全国各地的动乱也趁机滋生暗长，这种局面下，一些大臣开始强烈谴责皇帝。
就在朝廷不得安宁的同时，明朝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时间，各地陆续爆发了一些农民起义，如播州扬应龙之乱、宁夏拜之乱等。这些冲突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最为严重。
国之动荡已经让人烦心不已，而这时闭关于紫禁城内的皇帝，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周围的邻国正在迅速崛起，并对大明朝虎视眈眈。
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时候，日本丰臣秀吉毅然出兵朝鲜，俨然目无宗主国明朝。这一举动引起了明朝内部的极大不满，万历皇帝决定出兵援助朝鲜。由于张居正时期任用了一大批名将防守边关，加强了明朝的军事实力，再加上万历皇帝在亲政初期比较重视发展军事，明朝赢得了战争胜利。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丰臣秀吉再度点燃朝鲜战火，火力迅速蔓延，明朝再度出兵增援朝鲜。此次交战，丰臣秀吉怀着必胜的信心，他注意到明朝日渐削弱的国势，交战中，明朝军队并没有打出以前的气势，战争颇为艰难。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突然病逝，明朝才松了一口气，将士们一鼓作气，于这年年底击退日军。
数年的朝鲜战争后，明朝的国力大大被削弱。将近八百万的军费开支、数十万的兵力以及数百万粮饷消耗在战争中。此外，平定国内叛乱所耗的财力也不小，单平定宁夏拜之乱和播州之乱就花掉将近四百万两白银。巨大而沉重的消耗，已经将明朝推向了衰退的边缘。
内忧外患，万历皇帝手把着明朝的龙头，仍在风雨飘摇中乐不思蜀。平定国内叛乱、打退日本军后，万历皇帝再也不过问边计，彻底沉醉在紫禁城内的纸醉金迷里。眼看建州女真弄兵塞外，蚕食疆土，努尔哈赤迅速崛起，咄咄逼人，万历皇帝也毫不在意，仍然饮酒作乐，纵欲声色，肆意搜刮着民脂民膏供皇室宗藩无度挥霍。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万历皇帝在挥霍掉明朝无数白银后，贪欲越发膨胀。他声称为储皇子娶妻，贪婪地要从国库里取用2400万两白银作为举行婚礼的资金。原本，宫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有一直进行的声势浩大的陵墓工程，已经将国库的银两掏得差不多了，加上平定内外动乱所耗的军费，整个大明朝的国库，还能剩下多少千万两白银呢？然而，日渐贪婪的万历帝却不以为然，他开始派遣太监们到全国各地搜刮财物，试图将天下财物都揣在自己怀里。一时之间，全国几乎都动荡起来。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贪婪的皇帝，臣子又会清廉到哪里去呢？在当时，被人们封为当时最清廉的官员的顾宪成，也在其兄弟分家时，暴露出数千亩的田产。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百姓们，日子惨不忍睹。
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间，冲突不断加剧。但万历皇帝对这种冲突置若罔闻，他似乎更乐于搜刮天下钱财，更乐于坐享其成。或许他的做法是因为看透了这些官员的本质，或许是他对皇权有了重新认识，但他彻底放弃朝政是事实，宠信郑贵妃，疼爱常洵也是事实。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给事中赵德完上疏万历皇帝，称郑贵妃企图在王皇后病死后自立为皇后，并阴谋将常洵立为太子。这一上疏让万历皇帝勃然大怒，当初雒于仁上疏旨在劝皇上要以朝政为重，而今赵德完却完全将矛头指向皇帝的最爱，岂不是自找苦吃？ 万历皇帝一气之下，将他下诏入狱，并处一百廷杖，革除官职，永远不再录用。幸运的是，万历皇帝在明朝历史上，还算是比较宽仁的，他至少没有夺取这些大臣的性命，更没有灭人十族。赵德完万万没有想到，在挨完100大棍后，自己不仅性命尚存，还与诸多守正派大臣们一起达到了目的。就在次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经过十多年的君臣斗争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将长子常洛立为太子，同时把自己心爱的常洵封为福王，随即被封的还有其他几位皇子。
册封皇太子、册封王，又是一笔不小的开资，之前提出的2400万两白银迟迟凑不齐，万历皇帝也只好做出让步，最终花了一千多万两。随后，万历帝继续派太监们四处搜刮。此外，他还将聚敛来的钱财处心积虑地留给子孙们，尤其是对他那位福王常洵，没有给他太子之位，至少要给他大笔财富吧。
册立太子之后，万历皇帝更加对朝政心灰意冷，大事小事都不过问。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早已被万历皇帝忽视的朝廷人事安排已经空缺很多职位了。大学士沈鲤等再也不忍看下去，终于上奏万历皇帝吏部尚书等职务已经空缺很久了，而总计部原堂上官31位，居然已经缺了24个，就连之前权倾一时的内阁也濒临垮台，到后来仅剩下了首辅方从哲1人。明朝廷就只剩下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躯壳，其统治内部布满了蛀虫，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明朝的根基。朝廷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早在张居正时期，明朝廷内部就开始了党派斗争，青年官员邹元标等就积极上书反对张居正。后来，在立储斗争中惹怒万历皇帝而被贬回原籍的顾宪成开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这个书院逐渐发展为与朝廷掌权者相对抗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邹元标等人也加入了进来，到了宦官魏忠贤掌权时期，这个势力被称为"东林党"。
与之相对的，是以浙江人沈一贯为首的朝廷掌权派组成的"浙党"。沈一贯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入阁的首辅，他为人老奸巨猾，与依附于他的齐党、楚党、宣党等一起，激烈反对着"东林党"。
万历后期，东林党逐渐成为了明朝党派斗争中的主角，并越来越演变成一个庞大、杂乱的组织。在各个派系势如水火的角逐中，30年不出宫门的万历皇帝走向生命尾声，明朝的根基也日益被瓦解。 （本文选自《龙卧紫禁城》 李涛 姜晓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