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是李斯还是赵高，都知道扶苏与自己不是同路中人，扶苏的那一套俨然是把百姓全部当做好人来指导。许多年后，我们知道了牧民之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指斥不如指导。在李斯看来，倘若辅臣卖力，扶苏肯定能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治世帝王。但当他们看到秦始皇怒气冲冲地将扶苏赶到鸟都不拉屎的上郡时，他们就不对这个储君抱有希望了，甚至都不想多看一眼，多想一想。赵高对扶苏的了解还不仅限于此，他曾对李斯说，扶苏孝心可鉴，父亲让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做。而对于蒙恬，赵高更是一语中的：他只听皇帝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给了赵高篡改诏书的勇气。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关键的，人心难测。一个人的性格并不可靠，人往往在危机来临时，会做出逆于平时的行为。赵高虽然对扶苏与蒙恬的性格了解，但这并非是他敢篡改诏书的最根本原因。

　　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的暗箱政治，这一政治形式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的始终。当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就跟赵高说：“这儿离咸阳还很远，不是一两天能赶到的。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开了，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倒不如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赶回咸阳再作处理。”

　　于是，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车门，放下窗帷子，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为了掩盖尸体发出的臭味，他们还特地买了一大批咸鱼，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都放一筐。就这样，车队周围的咸鱼气味，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如果我们假设，秦始皇死的消息被立即公布，扶苏还会自杀吗?

　　帝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暗箱政治的存在的合理性。君主集权专制，秉承上天旨意治理天下，无论是什么事都不希望百姓知晓。孔子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帝王的行事尽可能地少人知为最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稳定暂时的局势，但弊端显而易见。秦始皇的遗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游戏，参加游戏的第一个人偷偷地说给第二个人一句话，第二个人再把这句话传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最后一个人时，要他把那句话说出来，结果肯定不是第一个人说的那句。

　　这是一种信息的单方面传递，即使是没有恶意的传递都能发生问题，更何况是传递的人不怀好意呢!

　　事实上，秦始皇所创建的帝国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我们知道，在秦大一统前，中国是四分五裂的。也正是因为国家林立，疆域狭小，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只要不是太昏庸，治理起国家来就并非是难事。在秦始皇之前，没有人能统治这么辽阔的疆域，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秦始皇心里没底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