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

　　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

　　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

　　比如邓洁同志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

　　赖祖烈同志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和几方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

　　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

　　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同志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

　　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

　　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同志、黄敬同志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

　　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由中国共产党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

　　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

　　杨尚昆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处理党产的问题上，和毛主席的胸怀气度与远见卓识相比，蒋公介石不知被甩出几条大街去，简直弱爆了。国民党在面对绿营推动的“政党法”以及“不当党产条例”立法上的压力，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