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猎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训练八旗军队的实战本领。或猎于边墙、或田于塞外，四、五十年来，从未中断。对皇帝这样不辞劳苦，每年往复奔波于长城内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劳苦军士”为由，上疏反对。这种与尚武之风背道而驰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绝。他不但一如既往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而且为平息蒙、藏地区的动乱，还数次领兵亲征宁夏、内蒙。有一次康熙帝率军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行营处早已准备好御营，但康熙帝为鼓舞士气，却身披雨衣，伫立旷野，直到几十万大军全部安营扎寨，才入营用膳。事实证明，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备，勤于训练，八旗军队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绩。康熙帝晚年曾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征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为了进一步提高八旗军队的习武技能，清初诸帝还设立了善扑营、虎枪营、火器营等特殊兵种。专门演习摔跤、射箭、刺虎以及操演枪炮等。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专权跋扈，康熙帝就是借助一批年少有力，又善扑击之戏的卫士，除掉权臣鳌拜。此后，正式设立相扑营。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赐宴蒙古藩王或亲试武进士弓、马、刀、石时，均由善扑营表演相扑、勇射，并为武进士预备弓、石。

　　火器营是随着八旗军队中，鸟枪火炮的数量不断增多而设置的。早在关外时，八旗军队就开始使用枪炮。被他们称为“红衣大炮”的火器，大多是从明军手中缴获的。几十年后，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时，才发现库存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已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当时清王朝中并无兵器专家，康熙帝只好任命在钦天监供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试制新炮。南怀仁不敢违命，运用在欧洲学到的全部物理、化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绞尽脑汁，设计并制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门。康熙帝对南怀仁制炮一直十分关注，视新式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卢沟桥试炮时，亲临现场观看。这次试炮非常成功，每门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场赐新型火炮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神威无敌大将军”，并在炮场赐宴八旗官员。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怀仁制炮的功绩，解下自己的貂裘赏给南怀仁，又破格提拔这个外国传教士为二品工部右侍郎。随着战争的深入，枪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使用火器的士兵也越来越多，于是康熙帝将这批人组织起来，设立了火器营，共辖官兵近八千人。使用鸟枪火炮等较进步武器，无疑有促进在八旗军队中倡导尚武之风的作用。

　　尽管清初诸帝十分重视对子孙后代的骑射传统教育，但骄奢淫逸的生活，承平安定的环境，却使宗室王公的成绩每况愈下。到乾隆年间，有不少王公贵族已不会讲满语，弓马技术也很平常。乾隆帝对此十分恼怒，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若犹有不能讲满语，其在宗学者，着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伊父兄一并治罪。”对宗室王公，乾隆帝则亲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每季进行一次满语和骑射的考试。乾隆帝时，特命在紫禁城中兴建练习骑射的箭亭一座，并在箭亭、紫光阁及侍卫教场等练武场所刻石立碑，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娴熟骑射、精通满语的尚武传统。

　　清朝皇帝重视武功骑射，是考虑到王朝社稷的命运;为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视宫廷的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