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垂帘听政的太后不同，曹后深受丈夫的影响，“天下计不从一人出”。大臣有疑而不决的事请她定夺，她会召集众人商议。垂帘，对曹后来说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

　　垂帘一年，朝政井然，两朝交接平稳渡过。英宗康复后，她才得以还政，重新隐居深宫。

　　第二次变法的平衡者

　　纵观北宋历史，后宫女性真正发挥政治作用，都是在成为太后之时。

　　身为母亲，曹后是悲伤的。英宗在位四年，就一命呜呼，短暂得让人觉得曹后所有的努力都像是徒劳。然而，英宗皇位的确立，为年轻锐进的宋神宗铺好了一条路。神宗是英宗的独子，没有竞争当继承人的压力，又得到了祖母的悉心栽培，他心中有万张蓝图，渴望创造一个盛世强国。

　　曹后目送心爱的孙子走上皇位，本来十分欣慰。但没过几天，她就蒙了——自己一手培养的孙子，竟和当年被仁宗冷落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决意厉行变法。

　　此时，朝中还有不少“庆历新政”的老臣。但是这一批人，已亲身经历了那一轮激进改革的痛苦和后来仁宗长期温和路线的成效，所以，王安石更加激进的变法方案提出之后，反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宋神宗和王安石陷于空前的孤独。

　　他们不得不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或为钻空子，捞油水，或为走捷径，爬仕途。宋神宗他们把改革变成了一个“怪胎”——群臣反对，百姓也反对。

　　王安石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终于出面：“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动情处，她声泪俱下。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

　　是年冬天，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

　　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

　　言毕，曹后病逝于开封。

　　改革大幕落下了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身为女子，她的角色的确受到了限制，但是，当一群士大夫为了确立自己的主张而大闹朝廷时，深宫中的曹后却能致力于保全双方的精锐力量，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批声名卓著的人才。这样的远见，让后世无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六年之后，宋神宗也抱憾而亡。哲宗即位，祖母高后垂帘听政。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高后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襟和冷静头脑的人，她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大臣一律被贬。后来，哲宗亲政，叛逆的小皇帝又全盘反对祖母，要全面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也没有第二个王安石。一来二去，北宋朝廷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政见，只有不断加深的党争和一遍一遍被修正的“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