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对外甥如此，对自己也是这样。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卫固等趁机举兵。钟繇在讨灭叛军后，上书自劾，称自己“威刑暗弱”、“轻慢宪度”、“奉诏不谨”、“弱不胜任”“伏须罪诛”。确实是光明磊落的大臣。

　　更重要的是钟繇在关中经过董卓和李催、郭汜之乱的摧残后，能够在关中重整旗鼓，招降纳叛，对流亡的农民予以保护，积极垦荒，是关中之地重新现沃野千里、人口稠密的景象，不止是功在社稷，更是功在黎民。治世之能臣难，乱世之能臣犹难。治世的能臣也许仅仅需要的是心怀坦荡、大公无私，而乱世的能臣更需要忍辱负重，一个“忍”字道尽乱世能臣的苦楚。乱世的能臣的“忍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苍生、为了天下、为了自己的理想。世人也许会对钟繇把自己价值连城的玉玦送给曹丕的行为而说他势利，却很少知道钟繇的内心世界。

　　一个能够在书法上提出“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的人，一个在能够在乱世首先写出方方正正楷书的人，一个书法能够“点如山摧陷，摘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灿灿分明，遥遥远映者矣”的人，一个能够为书法捶胸顿足而不靠手中的政权抢夺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趋炎附势之徒。 “若无济世志，原亦轻王侯”，如果钟繇仅仅是想保其首领于乱世之中，做个纯粹的书法家，凭借他的世家子身份原是不难的，也大可以玩清高，干拿一份俸禄，只需要“口不臧否人物”就可以了。

　　但是钟繇想的是成为能够安天下、济苍生的能臣，就不能不使自己的羽毛去沾染浊世的红尘，去和当权者合作，甚至是委曲求全。能臣未必比书法家有才华，但是能臣比书法家更要有牺牲的精神和社会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