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帝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对佛的那颗仰慕已久的心，于是，就请玉林琇和尚为自己起法名。

　　玉林琇和尚哪里敢做天下大不敬的事情，但这时候的顺治帝决心已下，固执地坚持，不仅声称这种做法是自愿的，而且还提出“要用些丑点的字眼”。玉林琇和尚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遵旨，写了10余个字，供顺治帝选择，顺治帝选择了“痴”字，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表达自己对生活、对佛教的一片痴情真心。按照佛教中，龙池祖法派行辈规则，号在前，名在后，普通只称名号，玉林琇应称为玉林通琇和尚。“通”是玉林琇的行辈，而玉林琇和尚的弟子均用“行”字，于是，按照这种规则，顺治帝的法名被称为“行痴”，法号“痴道人”。自此，顺治帝在与玉林琇和尚一起禅佛时，自称弟子福临;与玉林琇弟子之间则称师兄师弟。玉林琇和尚为了安抚顺治帝，则称他为“佛心天子”。为此，顺治帝还刻有 “尘隐道人”、“痴道人”、“懒翁”等称号的印章。

　　顺治十六年(1659)，虽然顺治帝与僧侣之间的禅佛活动相当频繁，但作为九五之尊的顺治帝，当时其弟子身份还仅限于佛门，对此，尽管官方没有任何记载，但是在《玉林国师年谱》上，却有如下的表述：

　　师自前三月十五日面圣，留供西苑万善殿者两阅月，常不卸帽，不脱伽黎，上传师真，留供大内，恩蒙顾问者非一一。然上如不问，则不敢强对。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盖不敢孤徵召僧伽之明诏也。

　　佛法的教义、僧侣的禅佛，对顺治帝的影响的确很深，也许佛法的修心养性、戒骄戒躁法以及淡泊人世一切名利是非的观念，正好能填补性格焦躁、粗暴的顺治帝的空虚的内心，这也是他所需要的精神寄托和生命支柱。在木陈忞和尚的《北游集》里面，曾这样写道：

　　上龙性难撄，不时鞭扑左右，偶因问答间，师，启曰：“参禅学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者此也。”上点首曰：“知道了”。后，近侍国柱语师云：“如今万岁爷，不但不打人，即骂亦希逢戏。又万岁爷极赞老和尚胸怀平坦，亦最慈和乐易。”

　　可见，研习佛法，让顺治帝的性情大变，情绪渐趋稳定。

　　顺治帝信奉佛教如此痴迷，是有历史根源的，那是他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条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是生活环境和心理、身体的需要。由此看来，顺治帝最终剃光头出家受戒，是顺自其然的结果。他的这种念头存在已久，在一次与木陈忞和尚法事完毕后，就流露出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

　　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罣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顺治十七年(1660)，对顺治帝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一个爱妃死了，顺治帝就哭死闹活的要陪伴而去，他的生母孝庄文太后也劝说无效;他最尊敬的保姆也来奉劝，依旧无济于事。结果，整个皇宫被闹了个底朝天。对于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皇帝，又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孝庄文太后实在没有了办法，只好派很多人昼夜看守他，不让他自杀。或许是佛教的心法发挥了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哭闹之后，顺治帝也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但看破了红尘的顺治帝，在心里下定了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不再与俗人相混，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主意已定，顺治帝就开始了有预谋的准备，既然皇太后看的紧，不能随意出宫，那么顺治帝便想起了住在北京的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的茆溪森和尚。茆溪森和尚是玉林琇和尚的弟子，在辈份上还是顺治帝的师兄。同年十月中旬，顺治帝终于把茆溪森和尚请进了西苑(今中南海)，逼他为自己剃度，在万善殿履行了净发仪式，算是初步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