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那时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初经常跑出去玩，有时出去玩的时间长了，还要去找他们，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
　　在黄家三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安全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又从三多里迁到牯岭路斯盛里。
　　岸英、岸青到黄慧光家生活的初期，党组织仍按月供给生活费，董健吾在生活上也给了黄慧光一些帮助。后来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无固定经济来源，已无力照管黄慧光的生活。1933年初，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去江西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供给。
　　黄光英是一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二人全家共七口，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当时的生活处境十分困难，黄慧光一家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弥补生活，减轻家中的困难。
　　当时岸英、岸青这段生活，是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据毛岸青回忆，在黄慧光家这段生活，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

　　毛岸英 毛岸青

　　离家出走
　　生活艰苦，吃不饱肚子，还要挨打受骂。岸英自小就爱憎分明，一天，他看见岸青又挨了打，便离家出走了。
　　从此，兄弟俩便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住在破庙里。
　　他们第一次检烟头，但换来的钱不够一个人吃。孩子们为了活下去，就在想办法。后来，兄弟俩卖报了。
　　岸英当时名叫杨运福，岸青叫杨运寿，他俩卖报也遭受不少困难。那时假钞票很多，要是接到假钞票，不但不给津贴，还要挨骂。
　　寻找二兄弟
　　1935年秋，中央“特科”成员李云奉命在上海寻找毛泽东失踪的儿子，风里雨里，大街小巷，整整找了半年!
　　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一些未曾暴露的坚持战斗，李云的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她的直接领导。
　　一天，徐强突然要妻子李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人家跑掉了，后来她才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徐强给李云圈定了范围，就是管老西门一带。
　　那时做情报工作的，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不问也不能问。李云也困惑，只能到流浪儿多的地方找找看。到底找过多少地方，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
　　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李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说了孩子的真正身份。至于谁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却没有对妻子说。
　　1936年，党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地下党王学文向冯雪峰反映了毛岸英、毛岸青在黄家的生活情况，冯表示要设法把兄弟二人送到苏联去。

　　周恩来夫妇和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

　　董健吾同张学良有私交。1936年，董健吾利用去西安和张学良接触的机会，婉转提出请他帮助送朋友的孩子出国求学。原想试试看，可没有想到，张学良满口答应。或许张学良至今都不知道他当年赠送十万法郎，并派人护送出国的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
　　同年6月，张的部下李杜将军(共产党员)途经法国到苏联，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董健吾的大儿子)以他孩子的身份同行。所以，毛岸英兄弟和其他孩子出国途径不同，不是从中国直接去莫斯科，而是从欧洲辗转到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