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也是有恐怖分子的。他的恐怖事件策划能力不亚于今日的ISIS组织。这个人叫做周汉，是晚清时期的乡绅。你要知道，周汉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煽动家。其撰写的宣传资料，全部使用大白话，用词粗鄙，高度迎合底层民众的认知能力。如把耶稣说成“猪精投胎”，把传教士称作“鬼叫头”;指控传教士“制迷药”把教民迷了，“进了鬼叫，老婆媳妇女儿自然不明不白，心甘情愿相陪那鬼叫头睡觉”;并撰刻诸多图文并茂的宣传品，向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展示传教士“挖眼剖心”的场景。

　　周汉的成功煽动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

　　在周汉之前，儒家知识界与来华传教士曾产生过不少冲突，但从未出现过“肉体消灭”的恐怖主义号召。周汉可谓发出这种号召的第一人。

　　在《鬼叫该死》的扉页里，周汉题词：“每人细读，传说他人，鬼子再多，定要殄灭”;在《徐五屠夫刊布》(周汉将天主教称为“猪”，故假托屠夫而作此文)里，周汉号召“怯猪之心不可有，害猪之心不可无”、“害人是贼，害猪是杰”;

　　在《湖南通省公议》里，周汉号召湖南民众全部起来“驱鬼”，如有敢阻挠、为“鬼”说话者，立即击杀，尸体弃之荒山以喂虎狼;如有敢将土地房屋卖给“鬼”者，将业主与经办人全家杀尽，产业充公，作为“灭鬼”经费。这种恐怖主义煽动，终于在1891年酿成“长江教案”，震惊了世界。

　　周汉能成功煽动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儒家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渐处劣势。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曾参观、研究过英国的政治运作，感慨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政”，也不如“蛮夷”政体优良。郭认为，中国靠圣人治国，西洋将政治“公之臣庶”。

　　第二，周汉本人具有一种大无畏的“道德力量”。周高度崇拜儒家古圣先贤，为驱逐异文化，保持儒释道三教的纯洁，对现实的个人利害可以浑然不顾。曾有志同道合者因散发反教煽动资料而被捕下狱，周汉获知后主动致信湖北巡抚谭继洵。

　　第三，整个两湖儒家知识圈，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温和的“和平主义者”，但同时也都是周汉的同情者。周的恐怖主义煽动，很早就引起了湖广地方当局的注意，但没有人制止，长沙知府甚至支持生员利用戏台来宣传《鬼叫该死》。

　　第四，民间会党为了“发洋财”，对周汉的恐怖煽动推波助澜。暴力事件发生后，当局逮捕了不少参与其事的哥老会分子。据这些人供称，哥老会决定“闹教”发财，始于1891年3月份，其办法是：预备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散播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谣言，煽动民众攻击、焚烧教堂，帮会分子趁乱抢掠财物，再雇船沿江逃至它处故技重施。

　　1891年的这场恐怖事件，其发生机制，集“文化失败”、“道德感召”、“民意纵容”、“利益诱惑”四者于一身。这一机制，与今日异常猖獗之恐怖主义并无二致。所幸的是，儒学是一种开放的意识形态体系，清廷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所以周汉的恐怖煽动所酿成的流血事件，尚属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