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辉煌的壮举。在很多人眼中犹如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也只是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文明构成中，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一样，亦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外来文明的交往中，海上通道与陆上交通都是主渠道。

    与沙漠和草原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一样，海上丝绸之路因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时兴时衰。在古代中国，明初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明朝特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南洋群岛、印度洋、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无疑是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巅峰，郑和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下西洋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永乐时期文治武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乐时期，成祖初设内阁、决定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屡伐元朝残余、遣使通西域和派遣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影响明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明朝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为了彰显其大国地位和稳定周边局势，成祖在继承洪武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遣使四出，“宣德化而柔远人”，以和平方式竭力构建明朝视野中的世界新秩序。正如《明史·郑和传》所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郑)和、(王)景弘，西域则李达，迤

　　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郑和出使时所捧成祖对西洋各国国王和头目的敕书中言：“尔等只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郑和家世资料》)宣德六年(1431年),面对暹罗欺凌满喇加一事,宣宗遵循永乐时期的做法，责令暹罗国王改正，言：“朕主宰天下，一视同仁，尔能恭事朝廷，屡遣使朝贡，朕用尔嘉。比闻满喇加国王欲躬来朝，而阻于王国，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阻绝道路，与邻邦启衅，斯岂长保富贵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明宣宗实录》卷76)以上诏令明确反映了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和明朝对自身的国际定位。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的28年间，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其中前六次都在永乐时期。由于宝船靠风力行驶，故每次出航都在冬季东北信风期，返航在夏秋东南信风期。前三次主要在南海、南洋群岛和南印度洋一带。在此基础上，郑和在第四、五次下西洋时开辟了新的航线，首次到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东岸、非洲东海岸等地，将下西洋推向高峰。2002年，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表其研究成果，认为郑和的分遣船队于1421—1423年间到达美洲，引起世界震惊。当然此论还需进一步严密论证。

　　郑和率领的船队是一支混合船队，最多的一次为208艘。除最大的“帅船”即宝船外,还有用于护航的战座船、装载食物的粮船、载运淡水的水船、运载军需和装备的马船等。每次远航的人数在27000人左右，有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管理。主要领导为宦官，有正使太监、副使监丞、少监、内监，其下有掌管文书和负责外国朝贡的舍人;有掌管远航粮草和各国贡品的户部郎中;有负责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序班;有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谕和从事翻译的通事;有通晓天文和海洋气候的阴阳官生;有精通医术和营养保健的医官医士;有充当礼仪队和负责防御的旗校、勇士、力士等武官和军士;有负责航行、船舶维修的火长、带管、舵工、水手、班碇手、铁锚、木艌、搭材等。从中可以看出，郑和的远航船队是一个流动的复杂的特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