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杀人刑场，位于人口稠密的南郊闹市中。那是一块窄狭之地，南北向，长约四十五六米，北端宽七米多，向南渐窄，最南端宽不过四米五左右。顶头是一扇极厚实的门，行刑的时候关闭并派人把守。

　　刑场的东侧是一堵封死的砖墙，约有三米半高，是一些民居和小货栈的后墙。靠着此墙，离刑场两头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地方，竖着一个架子，上面总挂着一些腐烂程度不一的人头。架子北边，沿着砖墙搭了一个棚子，那是刽子手等候犯人到来的地方。行刑时，监刑官就坐在此棚下。

　　这一块比普通船甲板大不了多少的地方，1851年的前八个月里，已有四百人被处死。

　　“正在腐烂的人头的腐臭，与浸着人血的土地遭太阳烧烤生成的水汽发出的恶臭，混杂在一起。”密迪乐这样描述他最初的感受。他看到：

　　有四具尸体，以他们倒地的姿势横躺着，他们身首分离，两头猪在中间拱来拱去，忙着吃从尸体淌出的滩滩血水。约7码(6.4米——引者注)远的地方，在一家陶器作坊倚门而坐的一位妇女，眼瞅着这一场景，同时呵护着膝上的一个一两岁的小孩。两人都瞪圆眼睛，这不是因为瞧见了猪的吓人举动——这对她们来说司空见惯，而是看着我们这些整束奇异的外国人。

　　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

　　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地上有一个洞，旁边一个粗糙的十字形木架子斜靠着墙，这表明有人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置：活着被剐，这称为凌迟(一种羞辱且缓慢痛苦的死法)。北端棚子前几步远，有官员坐于其下，地上烧着一堆带香味的木头。

　　密迪乐他们意识到，站得过于靠前的人可能会被赶开，就很明智地站在通道南端角落的一堆干垃圾上，这里略微高出地面，视野甚佳。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往手帕和衣领上喷洒了不少花露水，大队官员终于到来了。十字形木架立起，插入事先挖好的洞中，衙役们开始用藤条鞭赶乱哄哄的人群。有一个人挥手示意让我们离开，但我平静地用中文告诉他，除非官员特别要求，否则我们不会走。后来，就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