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锺书提过几次的《法朗士私记》(Anatole France en pantoufles)中，有一则说，一次在某树林里，法朗士邂逅了一名“容易亲近的好女子”，大相爱悦，于是就地“一起品尝乡野乐趣”。就在法朗士与“他的女性合作者坐在长凳上做将起来，十分投入”，这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凶巴巴的乡村警察”，对他厉声喝道：“我监视您好久了，色狼!您叫什么?”　　

　　可是法朗士是大文豪，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对这个小小插曲，并没有慌忙，他只把自己的名片，外加一个埃居递给警察，就轻松了事了。甚至，事情还没有完，那粗人看到法朗士是院士，立刻“变得彬彬有礼”，还表示了如下的“抱歉”：请原谅，院士先生。我不知情，这地方什么人都来。……夫人穿着红裙子，像面旗子，老远就看得见。请勿见怪，假如夫人穿条黑裙子，不怎么显眼，那就好多了。凡事都得谨慎，对吗?否则我不会过来，不过我也就无幸与您相识了，院士先生!(施康强译本，44-45页)

　　我想起黄侃的“荒唐事”，也颇与之仿佛，只是下场不同。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云：“季刚生性狂放，不事边幅，民国八九年间，任北京大学讲师，教《说文》，对中国字学，讲解精辟，但学生心得极少，故每次考试，多不及格，学生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