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26日，胡适给孟森一信。“《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随后，孟森回胡适一信。“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以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城里两位学者的通信，现在读来，其彬彬有礼，其翩翩风度，让我们感受到上一代知识分子于“学”和“养”两方面的高度。不过，胡适之的质疑，孟心史的反诘，对于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清世祖之太后孝庄下嫁摄政王的说法，究竟是有是无，读者还是不得要领。

　　其实，太后下嫁之谜，只能有两个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持正方观点者，认为多尔衮极其好色，孝庄为巩固其子福临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这位强人，通过婚姻手段，实现政治结盟;持反方观点者，认为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造成满汉民族之间的抗争，那些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那些持抵触情绪的民众，便努力抹黑新兴政权。恶意丑化多尔衮与孝庄过从甚密的关系，无中生有，制造谣诼。

　　孟森是否定论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则无有也”。学者重史料，轻传闻;重文字记载，轻口头文学，遂撰文析驳。对这种“不轻置信”的治学态度，胡适表示“至佩”。“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认可孟森的观点，这就是胡适的风格了。

　　从顺治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在胡看来，孟“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一字之改，兹事体大。一、顺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名其妙。二、孝庄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族，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一为父死母嫁，二为同宗继祧，三为结拜干亲。

　　对福临来讲：其父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其叔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抓住这个伦理上的把柄，有诗损之：“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

　　这份公布天下的《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让努力辟谣的孟森，颇费口舌。他解释说，因为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这个“父”，孟森认为“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种牵强之至的狡辩，休想说服胡适。父，就是爹，这是国人使用了五千年的惯称，尚父和仲父，顶多也就春秋战国时代不到百年的用语，孟森有大学问，但有大学问的人，未必不乱搅糨糊，未必不强词夺理。

　　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会跪下来叫他一声爹吗?回报大勋，报答大劳，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裂土分茅，莫与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尔衮一时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