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

  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

  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

  


  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

  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

  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

  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

  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

  至迟到19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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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

  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

  


  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

  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

  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

  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

  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

  


  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

  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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