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把他对中国的思考结集为《我们的中国》，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在该书第一册《茫茫禹迹》的“自序”中，他这样说：“我这一辈子，从二十来岁到现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这是本书的主题。”为此，李教授实地考察了很多历史遗迹，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趁李教授来上海参加新书发布活动之际，我们请他谈一谈如何认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澎湃新闻：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的讨论很多，“什么是中国”好像不再习以为常，对“中国”的认识似乎正在“去熟悉化”，您如何看待这些论述?

　　李零：昨天在复旦大学演讲，有人请饭，在座的朋友问，为什么我用《我们的中国》作这套书的书名。有位汉学家在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抢着说，说这个题目让他非常反感，好像我把他排除在外，是个分裂世界的人。其实，谁也没有禁止他从他的角度研究中国，也没有谁不让他加入“我们”。我跟他说，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讲“我们”，我可以从我的角度讲“我们”，凭什么我就不能讲“我们的中国”。有些汉学家特别喜欢讲“不分彼此”，不分彼此是你跟他不分彼此，他跟你抬杠，且在那儿掰哧呢。我这套书，全书开头的题辞是闻一多的诗，诗中有一句“咱们的中国”。这话有人听了可能不舒服，说我是“民族主义者”。1840到1949年，中国血流成河，泪流成河，备尝屈辱，我不认为闻一多讲错了什么。现在，中国从任人宰割到独立统一，从被围、突围到入围，确实有很大变化，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不能讲“我们的中国”了，一讲“我们的中国”就很丢脸，我不这么认为。

　　前几年，三联出过我的《我们的经典》。这套书是跟那套书配套。我写这两套书，主要是从正面讲中国。我用“我们”是为了表示我和与我同道者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见解，有别于当下流行思潮(传统文化热和尊孔读经热)的看法。我的讨论跟汉学家没多大关系，跟周边国家怎么看中国没多大关系。要说有关系，也顶多是捎带脚，敲打了几下“解构永恒中国”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用中文写作，一点儿不脸红。不但不脸红，还把锻炼辞章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当作一种追求。我是用我熟悉的语言讲我熟悉的事，中文最合适。“去熟悉化”，这不是我的选择。我的预期读者是中国读者，我并不在乎汉学家的感受，谁听了高兴，谁听了不高兴。澎湃新闻：说到“民族主义者”，那该如何理解民族主义?李零：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个西方口头禅，右派讲，左派也讲，专门用来教训尚未归化或不听话的国家，咱们的同胞多半听不懂。

　　民族主义的民族是nation。这个词并不是中文常说的民族。中文常说的民族，现在叫ethnicgroup，nation是作为国家认同的民族。比如美国，它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只要入了美国籍，就是美国人。国籍(nationality)就是体现nation的概念。我们中国也一样呀，五十六个民族住在一起，都叫中国人。中国人的意思也是个国籍概念。欧洲所谓国，本来很小。申根国家是SchengenStates。一个state，也就我国一省之大，或者还不如。美国的国大，UnitedStates也是用state拼凑。他们说的现代国家是nation，nation的意思本来是族，跟在哪儿出生有关，跟native有关，state才是地缘概念的国。

　　欧洲喜欢讲自治。再大的国也是用小国拼凑。这个传统不仅对欧洲有影响，对它的殖民地有影响，就连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受它影响。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列宁讲“民族自决权”，都有这个传统的影子。民族主义怎么从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变成骂人话，这个帽子戏法怎么玩，说起来挺绕。欧洲走出中世纪，步入现代，大约只有五百年，早先一盘散沙，根本没几个像样的国家。他们的现代国家，主要出现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很多国家都是打出来的，反复打，反复重组，并非自觉自愿。上个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后有所谓“英国和平”，二战后有所谓“美国和平”，所谓国际秩序，全是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