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分上来说，内朝成员并无执政大权，有的还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但他们被皇帝托为心腹，预闻政事，隐权力极大，足以与外朝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不过，内朝官权柄虽重，但终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赋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内朝系统十分便于君主操纵指挥。刘彻因此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君主独裁。

　　然而，刘彻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变得位高而权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刘彻在世时，尽管擢用外戚近臣，毕竟还能操控局面，刘彻死后，西汉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外戚擅权干政之祸，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就是外戚。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光武帝刘秀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纵“偏房”实现朝纲独断。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也就是说，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政出于二”是两汉权力结构的最大弊病。

　　同刘彻创建内朝一样，刘秀设立尚书台这个副权力系统，本意是要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约束与威胁，然而，历史的闹剧总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丰满，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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