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严词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的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注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的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杀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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