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时，“凡系狱者，应加测罚。”《隋书刑法志》解释为：“立测者，以亡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扭，上垛，一上测七刻。”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后带械站跺，迫囚招供。鞭打多少，带何刑具，罚站地点时间，皆有法律明示。

　　陈时，刑讯沿用梁朝的“测囚法”。由于鞭笞之后又罚长站，此法引得当时不少开明人士的批评。都官尚书周弘正感叹道：“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有鉴于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订律令时，对“立测”法有所改进：“分其刻数，日再上。”即将囚犯罚站时间缩短，隔日限时而站。变动虽小，但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在北朝，由于掌权的鲜卑族是由奴隶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蛮刑罚曾广为施行。北齐世宗高澄时，广用酷吏：“卢斐，性残忍……为相府刑狱参军，无问事之大小，考掠过渡，于大楱车辐采死者非一”。“毕义云，专以车辐拷掠，所获甚多。”文宣帝高洋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不胜其苦，皆致诬服。”北魏献文帝都不得不承认：“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习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限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

　　隋初统治者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宣布：“尽除苛惨之法”。根据前朝旧律修订刑律，“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并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隋文帝下令：废除前代的“审囚酷法”，禁止对囚犯“屈打成招”，反对“刑讯逼供”。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讯囚的数量，刑具的规格，施刑的主体、对象，以及行讯过程中不得更换法吏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同时，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制定修订了简要的刑律，并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皇帝，他深刻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在各朝旧律的基础上，制定修订了简单明了的《开皇律》，废除了一些惨绝人寰的酷刑，规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规定了“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覆按”，由专门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隋文帝对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性和野蛮性，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不但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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