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产量增加

　　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

　　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之多，全国粮食产量则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 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还主要归因于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大力推广。

　　国富民穷

　　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中国人一见使团丢掉一些死猪死鸡，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英国人的弃物。而接到使团的残羹剩饭，对他们用过的茶叶，中国人总是贪婪地争抢，都要千恩万谢，然后煮水泡着喝。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同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66]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手工业

　　丝织业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中后期，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清朝在当地设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

　　棉织业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陶瓷

　　江西景德镇在清代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