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明和历史，我都会记得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样的朝代口诀，听着尧舜禅让的传说。不过中国的“信使”却从公元前841年开始。2000年国家夏商周的断代工程交出了“夏商周年表”，将夏代开始的年份定位公元前2070年，历史向前推了1200年之久。2015年我国社会科学院在山西的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从公元前2300年到前1900年期间所存在的陶寺是帝尧都城的所在地，也就是最早的中国，是得尧这一传说成为了现实，树立起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

我看过许多的介绍陶寺遗址的文章，但无暇去现场，近日专程参观了陶寺遗址。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东北约十五里陶寺村以南，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进入陶寺，首先看到的是“陶寺遗址”的门牌坊，两侧是“帝尧古都”、“最早中国”的短联。牌坊前是襄汾县人民政府立的“陶寺遗址”碑，陶寺遗址是国务院1988年月13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寺遗址现有简陋的陈列馆，我们边听着解说员的介绍，边看出土的文物，展板，最后观看了录像，对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遗址的时期、规模、历史价值等有了大概的了解。

陶寺遗址的发掘已经40多年，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北墓地2016年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共发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2座大型墓葬为春秋晚期墓葬，同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夫人墓，出土有鼎、豆、鉴、壶、簠、舟、鬲、盉、盘、甗等青铜容器35件，以及乐器铜镈8件、铜纽钟9件、石磬4套20件和玉饰件等随葬品，为研究煌煌800年的晋国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发掘中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2017年春季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进行了扩大发掘，基本确认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同时，发掘中还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本次发掘基本确认了陶寺遗址宫城的存在。

经过40年的发掘，陶寺遗址初步发掘八大成果：1、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2、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3、中国最古老的乐器;4、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5、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6、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7、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8、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研究中国如何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复杂社会到接近国家社会转变，当时确定了黄河及长江流域的二里头、陶寺、良渚三大中心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东北红山文化等重要遗址。

先看陶寺是不是都城，进而探索陶寺文化是不是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都城，要有城墙、宫殿区、王陵区、祭天祭地祭祖的礼制建筑及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独立仓储区和普通民众居住区等要素，“经过十几年的辛苦，我们基本把陶寺作为都城的几个条件都找到了”。陶寺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何努这样介绍。

挖掘发现，陶寺中晚期有个大的社会动荡，政权崩溃，城市和宫殿遭到严重破坏。何努认为这种摧毁是新政权对旧政权正统地位的否定和摧毁，表明整个社会进入了国家政治的状态，陶寺遗址体现出了文明和国家的形成。通过宏观聚落形态调查，何努发现陶寺控制的这个国家可能存在类似“都城-省会-县镇-村”四级行政组织，同时也发现了小型的驿站遗址，推测服务公务人员往来，这是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物化的表现。

陶寺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高度关注，一个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尽管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其采用合范浇铸技术，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还有一个是一把陶制扁壶，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一个类似于当下的“文”字，学界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有解读为“命”、“昜”、“邑”、“唐”等，何努认为就是“尧”字，“文尧”连起来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称颂。虽然数量不多，但何努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比甲骨文还早几百年。

何努要为“中国”重新释义。他认为词汇来源并非是传统认为的“中原之国”，而是“中土之国”。他的依据来自一个广受质疑的观象祭祀台，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圆心观测点有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根据挖掘出的圭尺和圭表的测影演算，认为和《尧典》里记载的四表测量匹配，也和《周髀算经》里关于夏历冬历的影长数据吻合，确定陶寺就是“地中”，“中国”概念的来源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便是“最早中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认同。已故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成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

然而，这里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陶寺遗址的国王是谁呢?

《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汉书·地理志》载：“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尚书疏证》：“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诗谱》：“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

史书上有“尧都平阳”之说，结合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不难确定陶寺遗址的国王就是上古尧帝。古地名称呼也佐证了这一点，太原素有“北唐”之称，目的应该是区别临汾的帝尧首都“唐地平阳”。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契合。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良渚古城遗址存在的时间是距今4500～4300年，早于存在时间为距今4300～3800年的陶寺古城遗址。但为什么陶寺遗址是最初中国而良渚遗址不是呢?这是由于最初中国这个概念有它特定的内涵，故“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良渚古国不属于这个范畴以内，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

“陶寺就是‘尧都’，是我国考古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国都;陶寺时期是最早的‘中国’，其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这一“文明探源”的新结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及山西省相关部门发起的几场研讨会公布，权威性很高。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它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它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和甘露。我们找寻上古的历史，就是在发掘华夏文明的根系脉络，探索传统文化的最初起源。尽管，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创制于尧且沿袭至今的历法、礼制等诸多精神财富，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陶寺，这片隐匿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尘封京华，用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给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以最充分的理论诠释和最合理的历史定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资源丰富……诸多美好的词语，都是山西从远古传承、从祖辈继承、从世代秉承而来。陶寺，便是根源，便是发端，便是始祖。

至今，我们的教科书里古老中国有信史可循的起源，仍被界定在了夏商。唯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课本能够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把帝尧所创造的文明昭告世界——告诉人们，不仅最丰富的古代文物留存在山西，最早中国在山西，华夏文明的起源也在山西。一如国家文物局在其编撰的《文物三字经》中对陶寺遗址的描绘：北陶寺，有大墓。出龙盘，出鼍鼓。击石磬，配乐舞。持玉钺，兴军旅。古国家，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