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而言，过去的认识由于建立在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多认为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

近年由于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和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学术界多在这种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古文化和古文明，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但具体观点，各派则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方面，以及在国家政体方面，均与中原夏、商文化有较大差别，有其自身的生长点。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这种观点，在学界和社会各界中愈益占有多数。

李学勤认为，史籍记载了黄帝与蜀山氏的关系，这在三星堆文化中有所反映，古蜀的某些陶器形制和玉器形制便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有关，证明蜀国君主确与古史传说中的颛顼有关。李炳海认为，古蜀文化的发展早于中原，夏文化的源头之一便是古 蜀文化。温少峰通过对史籍所记古史传说的研究，发现中原所传的黄帝，实与古蜀文化的“西山文化”有深刻联系。郑光认为三星堆文化应是中原为代表的华夏文化系统的一支或一个组成部分。

在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交往的途径问题上，学术界也有不尽一致的认识。李学勤认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地区的。林向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的碰撞地在陕南，与夏文化的碰撞地在川东鄂西长江沿岸。段渝认为汉中和长江三峡川东鄂西均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边际交流地带，汉中地区是三星堆文化的北部军 事屏障和扩张前锋，川东鄂西则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和平交流的舞台。李民提出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以上十大论争外，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还涉及到更多的层面和方面，其中一枝独秀者不在少数，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予以列出。至于本文未列出的其他内容，则属挂一漏万，尚希雅谅。

仅就上面论列的十大问题来看，三星堆研究已是高潮迭出、新见迭出、争论迭出，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这无疑是由三星堆文明本身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所决定的。

毫无疑问，就三星堆文明的影响、争论范围、研究者队伍、学科构成、学者层次来看，都远远超出了巴蜀本身，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全局意义将会日益突出。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