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点（0846－0853）

0846.义利论

“义利”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范畴和哲学范畴。“利”是利益，泛指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求利活动。“义”指某种行为规范。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对“义”和“利”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有不同的解释，义利之辩持续了两千余年。

早在西周春秋时期，晋人丕郑和齐人晏婴就先后提出“义以生利”和“义，利之本也”的观点。儒家继承了这些观点。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认为求利活动必须以“义”来制约，把“义”放在首位。他的所谓“义”是由贵族统治者的礼制所规定并体现“礼”的精神的行为规范。他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利观和阶级分野联系起来。这种义利观经孟子、董仲舒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遂成为中国古代主流观念之一。其中，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论点，被后儒引作存义去利、讳言财利的理论根据，成为妨碍经济发展的僵化教条。

与这种主流义利观并存的，还有荀子的义利并重、墨家的义利同一、《管子》的利以生义、道家的义利两弃、法家的重利轻义、司马迁的“人富而仁义附焉”等观点。宋代，一些地主阶级思想家如王安石、苏洵、叶适、陈亮等，质疑主流的义利观，用功利主义解释义利关系，认为两者是相互为用的。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人为谋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大讲求利，批判顽固派贵义贱利的教条。

0847.富民论

中国古代主张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其基本内容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

儒家鼻祖孔子坚决反对重税搜刮民财，主张敛从其“薄”。《大学》认为，人民的富足关系着国家的存亡，“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孟子把薄税敛、藏富于民作为施行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后来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富民主张，明确地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然而，论述富民最多的是托名管仲的《管子》一书。首先，《管子》从治国治民的角度出发论述富民的必要性；其次，认为民富是君国的富源。但《管子》的富民讲究“度”，即不可使民富无度，所以一定要“贫富有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统治阶级。

总之，这些虽然都是从统治者治国的立场上提出的经济观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要求，因此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0848.节用论

就是节制消费的观点。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思想，不但是持家治生的原则，而且是治国理财的原则。

先秦时期，儒、道、墨、法各家代表人物无不强调节用，把“节用”和“强本”（努力生产）视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两个支撑点。如儒家的孔子提倡国家节省开支，不能浪费人民的劳动力或时间；个人消费既要节俭，又要与等级身份相适应。道家在物质生活上要求“去奢”崇俭，视“俭”为生活中应当遵循的三项原则之一。法家的韩非认为“力而俭者”才能致富。墨家代表人物墨翟不仅强烈谴责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大力倡导节用，而且身体力行，带头过清苦的生活。战国后期的荀况继承儒家传统，也主张节用“尚俭”，并且把节用看作与大自然做斗争的工具。《管子》一书在总体上也主张节用，但遇到灾害时统治阶级应当奢侈，以增加贫民的就业机会。

中国古代思想家已经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和论述“节用”问题。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农业是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必须遵循自然再生产的节奏。也就是说，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满足人们消费的无限需求，因此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统治者的征敛和消费不能超过大自然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只有这样，才能“常足”，否则难以为继。而要真正做到节制消费，就必须适当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为此，荀子又提出“节用御欲”的主张。

0849.耕战论

亦称“农战论”，战国时期将重农与重战相结合以实现富国强兵的一种政策主张。战国时兼并战争频繁，各国普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增强军事力量。在秦国主持改革的商鞅更是把农战提到空前的高度，作为根本性的国策。他认为，农业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而且能从事打仗的也是农民，所以，国家要富强，必须抓住农和战这两个根本。他认为，言谈游士、商贾和为技艺者秉性多巧取欺诈，总想逃避农战，很难驱使他们进行守战，更谈不到忠勇。只有农民朴实诚信并且很重视自己的居里，所以很容易驱使他们去为统治阶级进行忠勇的守战。因此，他主张种田靠农民，打仗也要靠爵。同时，要抑制妨碍农战的社会势力，把“《诗》《书》谈说之士”“处士”（隐士）、“勇士”（好私斗的人）、“技艺之士”和“商贾之士”等“五民”列为抑制对象。

继商鞅之后，韩非也力主农战结合，并主张对非农战的行为采取更严厉的限制。“农战论”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实现国富兵强，进而统一中国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0850.本末论

中国思想家关于农业和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理论。“本”“末”二字均源于树木的“木”字,“本”表示基干,“末”表示末梢。人们用它形象地比喻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大都以农业为“本业”，以“雕文刻镂”一类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他们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虽不否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但认为不能听任民间工商业过度发展，必须加以抑制，才能保证农业所需的劳动力。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控制“商贾技巧之人”的数量，以保证大多数人致力于农业生产。韩非还指责工商业者为五种社会蠹虫之一，进一步将“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从而形成“农本工商末”的完整概念。

秦统一中国后，将“上农除末”定为国策。西汉政权面对商人势力的增大，坚持奉行“抑末”政策，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晁错针对商人的奢侈和欺诈行为，呼吁“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提出“以粟为赏罚”的“贵粟”主张，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思想。但汉代有一些思想家如司马迁，虽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仍肯定农、工、商都是致富的源泉，无轻重之分。桑弘羊则指出治理国家应“开本末之途”，富国也要靠发展官营工商业，而不是单靠农业。东汉王符提出新的本末划分标准：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而不是将工商一概称为“末”。但总的来说，在汉代，“重本抑末”论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对官营工商业有促进作用，但阻碍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愈来愈严重。从唐代起，为民间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辩护的观点就不断出现，有的理财家还以商业经营原则作为财政改革的指导原则，逐渐形成一个反对重本抑末的思想潮流。到宋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李觏坚决反对官府专卖政策而主张“一切通商”，“听其自为”。南宋叶适更明确主张“夫四民交致其用”，公开否定了传统的抑末观点。此后，传统本末思想虽仍占统治地位，但发展民间工商业的新观点却在不断扩大其影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此相适应，反对抑末、轻末的观点也同传统经济教条形成了日益尖锐的对立。明清之际，黄宗羲抨击世儒“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提出工商“皆本”的新命题。清初王源则从国家不能“有农而无商”的认识出发，强调“本宜重，末亦不可轻”，把矛头直接指向根深蒂固的轻商思想。

0851.贵粟论

贵粟论是主张提高粮食地位或农产品价格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思想。我国古代有许多人主张贵粟。战国时商鞅在秦国采取了提高粟价、奖励农耕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对后世影响最大、最具有典型性的贵粟论者是西汉时期的思想家晁错和他的《论贵粟疏》。

晁错反对商人对农民的剥削，并认为这是商人对农人之“兼并”并使农人流亡的根本原因。对农民，晁错抱着极大的同情。这种对前资本主义商业贱买贵卖进行欺诈的深刻揭露和生动描绘，是他以前的思想家论述不多的。晁错提出的“贵粟”主张更多地着眼于农民的疾苦，而不仅仅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方略。

对于如何实行贵粟，晁错提出可以用捐献粟米的办法取得官爵或抵除罪役。这种具体办法把自古存在的重农思想推到了新的高峰。晁错认为实行贵粟政策能取富人的余粟以供上用，能减少贫农的捐赋，即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项建议被文帝采纳后，对促进“文景之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晁错的贵粟论所表现出来的重农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几千年后人们还引用他的话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0852.轻重论

中国古代著作《管子》中以商品流通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货币价格理论。《管子·轻重篇》主要讲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关系。后人凡是讲到轻重理论或轻重之学，都是指《管子》的轻重理论。

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内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在诸侯国之间有盐、铁、粮食等重要商品的贸易，货币亦由大而重的刀币、布（铲）币等铸币，逐渐改为便于流通的圆钱，黄金则主要在诸侯国间流通。那时各国讲求富国强兵，设法用经济政策加强国家财力。《轻重》各篇所述，就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反映。

《轻重》各篇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货币和价格政策的规定，控制全国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盐、铁等的流通，以达到加强国家财力和打击富商大贾的目的。这就是所说“以轻重御天下之道”。

由于轻重理论是从货币具有作为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出发，进而论述货币可以用来作为控制各种物资的政策手段，所以货币的贵贱，即货币价值的高低，成为这一理论的中心问题。轻重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中国封建社会言货币理论、货币价格政策以及粮食储备、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都不断引用这种理论，并用以制定各种实施方案。

0853.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改组后提出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口号，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思想最早由清初思想家王源提出，他希望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但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孙中山到晚年才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以发动广大农民起来参加革命。孙中山设想了两条途径：一是授田，即对于无地或少地的佃农，“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二是贷田，即对于边远地区如新疆等地旷人稀的区域，国家要组织内地人口迁居。他站在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立场上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正确口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惜的是没有实施。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才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满足了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要求和渴望，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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