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宋高宗赵构

但赵构又不是亡国之君,仅以此就否定他所有的价值,也未免有失偏颇,一起来看看后人都是怎么评价他的吧。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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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脱脱等的评价是:“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

  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呼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康王入,毅然请行,曰:“敌必欲亲王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钦宗立,改元靖康,人拆其字,谓“十二月立康王”也资性郎悟,好学强记,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

  是日,定议航海避敌。执政请每舟载六十卫士,人不得过两口,卫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两者如何去留?”……卫士张宝等百余人遮道,问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语不逊……帝密谕宰执曰:“此辈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军甲士五百人于后苑,卿等翼日率中军入朝,捕为首者诛之。”……帝自便殿御介胄,引伏兵出,弯弓手发二矢,中二人,坠于屋下。其众骇惧,悉就擒。

  内侍有言:“讲读官某人,敷陈甚善,臣今拟奖谕诏书以进。”帝曰:“此当出自朕意。若降诏书,自有学士,尔等小臣,岂宜如此!是后不许妄言!”

  帝谕辅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听,未尝与之款昵。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多坐殿旁小合,笔砚外不设长物,静思军国大事,或阅疏章。宫人有来奏事者,亦出合子处分毕而后入,每日如是。

  帝谕大臣曰:“朕省阅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阅群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读书史,至申时而常程皆毕,乃习射,晚则复览投匦封事,日日如是也。”

  帝曰:“朕尝夜观天象,见荧惑星次稍差,食素已二十余日,须俟复行轨道,当复常膳。”

  刘光世以枯秸生穗为瑞,奏之。帝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中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籓邸时,梁间有芝草,府官皆欲上闻,朕手自碎之,不欲生此奇怪事。”辅臣叹服。

  吕颐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霁,可以上宽圣虑。”帝曰:“朕宫中亦自育蚕,此不惟可候岁事,亦欲知女工艰难,事事质验。

  帝曰:“昨韩世忠进一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尝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为战备。”

  帝曰:“艺祖以圣武定天下,而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闵。朕若不取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

  大理国请入贡且卖马,帝谕大臣曰:“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安可利其虚名而劳民乎!”朱胜非曰:“异时广西奏大理入贡,事可为鉴。”帝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彼云进奉,实利贾贩。第令帅臣、边将偿其马直,当价则马当继至,庶可增诸将骑兵,不为无益也。”《续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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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赵构,历代倾向于定位为昏庸之主。

  不过,北宋是在仓促之间被金人攻陷了都城汴梁,二帝“北狩”,当赵构南渡时,身边亲兵仅一千余人,然而他通过各种方法,迅速调集人员防守住了淮河、长江,同时建立了南宋的根基。

  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赵构和明末的崇祯皇帝做个对比,为什么南宋可以偏安,而南明不行?

  原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教授认为宋高宗在对金关系上,他坚持与金议和,不惜纳贡称臣、杀害岳飞父子,因此是十足的投降派首领。

  但他有时也曾指挥、组织过宋军抗击入侵的金军。加之他一直沿用宋朝的国号和正朔,所以他还没有达到完全“卖国”的程度.不能称之为“卖国贼”同时,他在内政建设上,经过不断努力,解决了农民暴动、兵变、游寇等棘手的问题,稳定了政局.从而保证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因此他还是南宋的“中兴之主”。

  总之,他所处的特定环境.决定他是一位功、过参半的皇帝,不能把他完全否定。

  赵构少即醉心书道,陆游曾说:“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他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取舍,至若禊帖,测之益深,拟之益严,以至成诵。”他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

  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

  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盛……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这种以权贵的好恶而人为左右书体盛衰,影响了南宋书法的发展,但宋高宗对南宋书坛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