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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最后一位皇帝是崇祯帝朱由检。他在位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前后达50人次。但有一个人却在频繁的人事变动中稳居内阁首辅要职达数年之久,有的说是8年,有的说是4年。这个人就是温体仁。
温体仁（1573―1639），字长卿，号园峤。明朝的政治家，也是崇祯皇帝当政期间最长的阁辅。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辑里村人。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崇祯三年（1630）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对首辅周延儒阳为曲谨，阴为排挤，迫其引退，自为首辅。翻庵党逆案，排斥异己。十年，罢官，次年病死。
一般认为他是浙党的重要成员。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相反，在入阁之前他与东林党人（比如同乡朱国祯）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同时也没有见到他依附其他党派的例子。
温体仁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人，时年16，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六年中进士，二十八年授翰林院编修，四十四年（1616年）升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天启二年（1622年）升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次年回部任左侍部。七年（1627年）晋南京礼部尚书。崇祯初迁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有人称体仁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
名不见经传的温体仁突然在崇祯年间成了一个权倾内外、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在明末的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浊浪
入阁风波
崇祯帝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面对他的哥哥明熹宗留下的烂摊子，他决心励精图治，重振大明国威。他首先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了彻底的大清洗。凡与逆案有关的官员，不论是首犯，还是胁从犯，统统给予严惩。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打击面过宽、株连太多，以致朝廷人才匮乏的后果，尤其是作为权力基础的内阁缺员太多，严重影响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
崇祯帝决定增补内阁阁员。崇祯元年冬，诏令会推阁臣。诏令一出，温体仁便私下里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深知自己资历浅薄，声望不高，如果单凭这一点他是不可能入阁的。不过，温体仁也有他的优势。崇祯帝刚刚即位就擢升他为礼部尚书。温体仁认为这是皇上有意重用他的信号。因此，对这次入阁，他信心很足。但是在会推过程中，温体仁一再受到冷落，终未能入阁，而江南才子钱谦益则列第一，温体仁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不过，温体仁发现．那就是资望远远超过他的周延儒也不在被推选的名单上。周延儒为人乖巧，很善于察颜观色，左右逢源，深得皇上宠信。周延儒落选，温体仁揣测皇上必定要产生怀疑。果然，崇祯帝见名单上没有周延儒的名字，感到很是不满。
温体仁认为这是翻案的大好机会。他和周延儒很快地勾结在一起，将矛头直接指向钱谦益。他们上疏皇上，重新揭出了钱谦益关节受贿案，敦促皇上取消钱谦益阁臣资格。所谓关节受贿案，指的是天启二年钱谦益主试浙江时，收受童生田千秋的贿赂，以一句俗俚诗“一朝平步上青天”为关节，将他定为省试第一(解元)。这事后来被人告发。钱谦益受到夺俸、削职的处分。
这个案件本来早已过去，温体仁重新提起。一下子触动了崇祯帝的心弦，认为自己在这样重大的人事决策上过于轻率了。因此第二天，他诏令温体仁、钱谦益到文华殿接受质询。那天，各部官员齐集文华殿，私下议沦纷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召对会议一开始，温体仁就首先发难。他说：“卑臣不是谏官，按照章例，本无权给皇上上言，况且，这次会推卑臣亦不在推选之列，宜缄口避嫌。但是枚卜大典，关系到宗社安危……”
这时，全场一片寂静，所有官员的目光都集中温体仁身上。温体仁额上不觉沁出了汗珠。他也斜了一眼端坐在御案前的崇祯帝，继续说下去：“对于天启年间钱谦益结党受贿一事，举朝大臣没有一个人敢向皇上提出疑问。臣见皇上孤立于上，所以才不得不说。”全场顿时一片哗然。钱谦益对温体仁突如其来的袭击毫无思想准备。情急之下，一时语塞，说不出一句话来。许多官员先后为钱谦益辩护，尤其是吏科给事中章允儒争执更为激烈。他说：“如果钱谦益应当纠劾，何必等到今日。温体仁既无资历又无声望，重新翻出老案子，谁能保证没有其他图谋？”温体仁毫不示弱：“以前钱谦益罢官在家，断无纠劾之理。现在提出纠劾，正是为朝廷慎重选用人才着想。你这样替他辩护，证明你就是他的朋党！”
崇祯帝被封为信王时，曾亲眼目睹魏忠贤一伙广植党羽、残害忠良的罪恶行为。因此对廷臣植党深恶痛绝。他即位后，一直怀疑在他身边有朋党存在。温体仁一番话引起了他的警觉。
这时议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章允儒见温体仁指责他是谦益同党，气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温体仁动不动以党字强加在诸大臣头上，这从来是小人陷害君子的惯用手法。请皇上明鉴。”辅臣钱龙锡也进言说：“钱谦益受贿确有其事，但所谓关节实与谦益无关。”
议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诸大臣纷纷将矛头指向温体仁。温体仁成了众矢之的，眼看就要败下阵来。崇祯帝一时难以定夺。他命礼部将田千秋的试卷呈递上来，亲自阅览。他发现试卷中果然有“一朝平步上青天”这句诗，于是怒气冲冲地质问钱龙锡、章允儒：“关节既然是真，钱谦益当时身为主考，你们为什么说不是他？”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周延儒冷不丁地插上几句话：“会推表面上看来很公正，实际上主持者只是一两个人，其余的公卿都不敢有异议。即使有异议，只是徒然引火烧身而已。千秋一事早有定案，我看皇上就不必再问诸大臣了。”
崇祯帝立即作出决定，罢免钱谦益，将章允儒、钱龙锡问罪下狱
事后，崇祯帝感叹地说：“没有温体仁，朕几乎误了大事。”他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明察秋毫的良臣。
钱谦益案暂时平息了。但温体仁并不是无懈可击。御史毛九华、任赞化很快揭发出温体仁犯下的三大罪状：一、贿赂阉党崔呈秀，开脱私买商人木材的罪责；二、杭州为魏忠贤建生祠时，温体仁作诗颂扬魏忠贤；三、娶娼，接受贿赂，侵夺他人田产。狡猾的温体仁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对皇上说：“这都是他们借钱谦益一案诬陷打击卑臣。卑臣现在孤立无援，只有乞求辞官罢归了。”崇祯帝觉得温体仁说得很有道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谁能保证不受政敌排挤？遂动侧隐之心，诏令毛九华，任赞化与温体仁进行当面对质。钱谦益一案再度掀起风波。在争辩的过程中，温体仁一口咬定毛九华、任赞化二人是钱谦益死党。于是崇祯帝将毛九华、任赞化二人投入监狱。
给事中祖重晔等人先后上疏，提醒崇祯帝，指出温体仁是在借钱谦益一案，图谋进入内阁。温体仁再次坚决请求辞官罢归。崇祯帝像哄小孩一样，对温体仁好言相劝，极力慰留。
当时审理田千秋一案的左都御史曹于汴等官员对温体仁的栽赃诬陷深为不满。他们联名上疏，共同揭露温体仁的丑恶嘴脸：“臣等亲自审理田千秋一案，观听者数千人，不是一个人能够随意掩饰歪曲的。温体仁信口雌黄，是对皇上的欺骗、愚弄。”
这是铁定的事实。温体仁觉得再深究下去于己不利。于是见风使舵．将矛头对准曹于汴，攻击他是在党护钱谦益。崇祯帝觉得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于是草草收了场。
不久．周延儒、温体仁两人先后入阁。温体仁认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实现了他的阴谋。
晋用之路
崇祯年间，关外的清军不断向关内进攻，辽东边防吃紧。崇祯帝起用名将袁崇焕抗击清军，有力地阻止了清军的南进，成为东北战场上一堵捍卫明朝统治的长城。但是一年后，战功赫赫的袁崇焕莫名其妙地成了崇祯帝的刀下之鬼，在人们脑海中划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这是温体仁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所说的一句话。温体仁与袁崇焕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中进士。因为他懂军事，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被提升为兵部主事。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因魏忠贤一伙诬陷，曾一度罢官。崇祯帝即位后，鉴于边防吃紧，重新起用他担任封疆大臣，并授予他一柄尚方宝剑，让他全权负责辽东防务。
但是崇祯帝生性多疑，对袁崇焕怀有戒备之心。恰在这时，后金为尽快打破军事僵局，便使用反间计，企图除掉袁崇焕。皇太极派奸细混入北京城，到处放风．说袁崇焕与后金勾结，图谋不轨。并有意放跑了两个在押的明廷太监，将这股阴风直接煽到了崇祯帝的耳朵。为了坚定视听。清兵一部于崇祯二年，避开锦宁线。绕道蒙古，由喜峰口进入关内，直趋京畿地区。
崇祯帝被弄得云里雾里，难以判明是非。这年元旦上午，天阴沉沉的。崇祯帝心情十分抑郁、烦躁，对朝贺也不感兴趣。是啊，在这种形势下，谁也高兴不起来。袁崇焕是崇祯帝亲手提拔起来的，在辽东战场上可谓是中流砥柱。袁崇焕谋反，是他不愿看到的。
这时，内侍禀告说，温体仁要求拜见皇上。崇祯帝示意让他进来。温体仁进了内殿，呈上一封密疏。崇祯帝看着密疏，脸色渐渐凝重起来。疏中说，后金猖狂进攻，是因为袁崇焕暗中与钱龙锡串通，勾引清兵导致的。温体仁奏请皇上逮捕袁崇焕。
崇祯还在犹豫不决。不久，温体仁又呈上一封密疏。疏中用大量的篇幅渲染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一事。毛文龙是袁崇焕手下一名部将。他私自侵吞军饷，暗中与清兵私通，以饷粮换取被清兵占领的失地。袁崇焕为整肃军纪，才不得不将毛文龙处死。温体仁在密疏中却歪曲事实，诬陷他杀毛文龙是为了跟清兵单独议和。清兵围攻京畿正是袁崇焕勾引清兵导致的结果，还说，袁崇焕已答应让皇太极做皇帝。
崇祯帝遂诏令逮捕了袁崇焕。袁崇焕手下一名部将祖大寿不服，一气之下，率领队伍离京城而去，大大削弱了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崇祯帝只好屈尊劝说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了一封信，这才把祖大寿召了回来。崇祯帝刚松了一口气，不幸的消息又接踵而来，被他任命为蓟辽总督的勇将满桂，因有人走露消息，在誓师南进过程中，遭遇清军伏兵而被杀。
这一时期，国内形势也非常严峻。秦晋地区因连续遭遇水旱灾害，百姓四处逃荒，饥民、流民起义此起彼伏，剿不胜剿。而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官兵糜集在京郊地区，滋惹是非，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温体仁、周延儒等阁员对如何退敌、安定社会的问题偏偏不置一词，老在鼓动崇祯帝严惩袁崇焕。只是在崇祯帝重复主要议题的时候，他们才提了个释放罪臣，让他们到前线效力的建议。
崇祯帝忧心忡忡，一度萌生隐退山林的念头。崇祯三年二月初十，崇祯帝册立了刚满一周岁的长子慈为太子，并颁布诏书说：“朕惟自古帝王，嗣大历服，长治久安，莫不着重建储，所认定宗祧，隆国本，凝天眷而系人心也。”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凄凉心境。
这样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初，他忽然接到一个消息：清兵东撤了。崇祯帝心情一下子振奋起来。正好这时，四川石硅女帅秦良玉带着一队兵马前来勤王。于是崇祯帝立即召见了她，赐给她大量的彩布和羊酒。崇祯帝乘兴挥笔写了一诗，颂扬女中豪杰秦良玉：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不知当时在场的温体仁有何感想？
这之后，崇祯帝过了段清静的日子。逾期一月的“春讲”于三月十二日在文华殿开讲了。讲经期间，崇祯帝常常赐酒饭，赏钱银。这活动一直进行了近三个月，至六月初才结束。
春讲一结束，温体仁、周延儒等人立即炮制了一个“票拟”，催逼崇祯帝尽快结束袁崇焕一案。
崇祯帝接文在手，考虑良久，思忖着它的可行性。终于，威严的皇权支配了他的思想和理智：该杀！乱臣贼子都该杀！不杀一便不能儆百！于是随手批示定于崇祯三年八月十七日处决袁崇焕。届日，一代名将就这样饮恨黄泉！袁崇焕一案牵连到很多官员。支持过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被杀。
整个冤案实际上都是温体仁在暗中策划和操纵。他怂恿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以后，就不断地给崇祯帝施加影响和压力，欲置袁崇焕于死地。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及逆(袁崇祯)既擒，奸辅(钱龙锡)胆落，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至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断。”还有几句话则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卑劣动机，他对弟弟说：蒲州(韩)、华亭(钱龙锡)知道疏中有“奸臣密谋”等语，“见之恨吾入骨，乘特简宜兴之日，即具揭力荐桐城(何如宠)、会稽(钱象坤)以阻吾晋用之路。不知此时，七尺躯尚无安顿处，何问功名哉。”
温体仁借袁崇焕一案扫除了仕途上的障碍，疏通了他所谓的“晋用之路”，从而势力大张。
过河拆桥
袁崇焕一案结束以后，温体仁和周延儒两学士之间又斗了起来。说起温、周的相契与相离是很滑稽的。开始，温体仁倚靠周延儒得以进人内阁，并凭借周延儒的权威不断排斥异己，逐步巩固自己在内阁中的地位。周延儒则借重温体仁拉拢了一帮政治心腹，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势力，稳固了自己的首辅地位。野心勃勃的温体仁并不满足于现状，他的目标是要取得首辅要职。周延儒理所当然成为他的最大障碍，因此温体仁千方百计地图谋倾覆这位昔日盟友。
但是温体仁知道周延儒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等闲之辈，他首先从翦除周延儒党羽开始，逐步孤立周延儒。
一开始．温体仁一派揭露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参与锦衣卫卖官鬻爵的事。崇祯帝命温体仁草拟了一道诏旨，将王永光罢官，由温体仁的同乡闵洪学替补。紧接着，周延儒一派则上疏揭露大学士钱象坤、户部尚书梁廷栋、巡抚刘可训通同作弊、卖官鬻爵的事。崇祯帝又将钱、梁罢官，刘削籍。温体仁对钱、梁、刘的失败不甘心，又上疏揭露周延儒主试受贿的问题。他说，新科会元吴伟业携带妓女来参加会试，德行亏损；状元陈于泰文章太差，名不符实。这“两元”都是通过贿赂周延儒买得的。新科状元陈于泰在周延儒支持下，反唇相讥，说攻击别人的人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劣迹，所以企图通过诽谤他人以自救。
这场闹剧把崇祯帝给弄糊涂了，为了不偏袒哪一方，他把两方面的奏疏都压了下来，暂时不作处理，只是诏令会推，以增补因袁崇焕一案而空缺的阁员。
这次会推同样笼罩着温、周互相争斗的阴影。大臣们在上次经筵上发现，皇帝似乎对少詹事(掌太子府事的官)姚希盂有好感。因而会推一开始，许多人主张推荐姚希孟。不料阁员闵洪学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姚希孟在今科的科场中有涉嫌。所渭涉嫌，只不过是姚希孟在科场中说了儿句恭维周延儒的话。周延儒遂建议皇帝将少詹姚希孟提升为正詹。温体仁等人借此攻击周延儒是在培植党羽，周延儒的地位开始动摇起来。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春，山东镇守李九成叛变，攻陷登州，并囚禁了巡抚孙元化。朝廷派兵部侍郎刘宇烈率兵征讨，无功而返。这时，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后金势力不断向关内扩张，统治集团内部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弄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人们多认为宰辅不得其人，对周延儒的“秽迹污行”，群起劾奏。这对温体仁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到处煽风点火，唆使党羽弹劾周延儒。
温体仁弹劾周延儒用人不当，致使他举荐的山东巡抚孙元化丢了登州城。在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这个罪责可不轻。不过，周延儒是崇祯帝十分器重的一位大臣，要想倾覆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崇祯元年锦州发生骚乱时，袁崇焕请求拨给军饷以平息士兵哗乱。诸大臣一致要求崇祯帝火速拨发内帑，唯独周延儒持不同意见：“军中一鼓噪就发饷，各边镇就会纷起效尤，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进一步分析了部队骚乱的原因：“军饷不如粮食，山海关缺钱银但不缺粮，为什么还会发生骚乱？谁能肯定这不是某些边将在要挟袁崇焕？”随后，他提出了一套应急措施：“事情紧迫，还是得发饷。但这不是长远之汁，应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以微臣之见，作为军中的大将，提倡‘罗雀掘鼠’，自力更生才是上策。”崇祯帝几乎为周延儒的“雄才大略”所倾倒，从此奠定了周延儒在崇祯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对于温体仁等人的劾奏，崇祯帝并不以为然。后来，宣府太监王坤秉承温体仁意旨，诬蔑周延儒编造的“羲皇上人”这句狂言是皇上说的。其实这句话的发明者是王坤本人，并不是周延儒。崇祯帝见问题牵扯到他头上，于是将这句话提出来追问。周延儒有口难辩，加上温体仁一伙又揭发出他收受巨盗神一魁贿赂，他的一些党羽相继失势。处于绝望境地中的周延儒不得不急流勇退，以患病为名，辞官罢归了。
这样，温体仁顺理成章地成了内阁首辅。
一朝失势
温体仁一味醉心于排斥异己，打击政敌，感觉到自己树敌太多，恐怕会招致别人报复。为了不给别人留下把柄，凡是他呈给皇帝的上疏，以及内阁拟定的有关文件一概未存入档案，企图毁灭罪证。
在温体仁辅政期间，上疏弹劾他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不但没有扳倒温体仁，反而引火烧身。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流放，甚至有人被当场杖击而死。
但是阴谋家总有失算的时候。
温体仁阴狠毒辣，表现之一就是对得罪过他的人一辈子也不放过。钱谦益被他排挤掉以后，一直闲居乡里，与当时一些文人儒士往来酬唱，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一日，有个叫张汉儒的地棍忽然找上门来，请求钱谦益帮忙办一件私事。钱谦益知道这个人品行不端，所以一口回绝了。张汉儒对这件事怀恨在心，竟然跑到京城告钱谦益的黑状，硬说他在乡里结交了一帮朋党，整日散布怪论，诽谤朝政。
温体仁借这个机会逮捕了钱谦益等人。钱谦益觉得冤枉，遂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说张汉儒之所以敢告这样的刁状，原就是利用温体仁与钱谦益之间的宿怨。他得知此事后，随即给温体仁打了个招呼。温体仁自恃皇帝宠信，又把这件事添盐加醋，密奏给了崇祯帝，要求一并处置曹化淳。
曹化淳可不是好惹的。他所掌管的司礼监是皇帝身边的要害部门。明代专权的许多大宦官都出自这个部门。而且司礼监向来和内阁在权力控制上有矛盾。温体仁想乘机对司礼监进行压制和打击，但没想到崇祯帝把温体仁的密奏让曹化淳看了。曹化淳吓出了一身冷汗。温体仁竞想整掉他！一不做，二不休，曹化淳毛遂自荐，要求亲自挂帅审理钱谦益一案。
曹化淳派特务四出侦查，弄清了张汉儒的奸状和温体仁密谋的内幕。他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崇祯帝。崇祯帝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在朝廷内已形成了一个以温体仁为首的朋党。温体仁一看大事不妙，又使出他的惯用伎俩，装病在家，等着皇上去安慰、挽留他呢。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六月的一天，温体仁正同家人吃饭。忽然有太监传皇上圣旨，令削去温体仁官职，废为庶民。温体仁一下傻了眼。“当”的一声，手中汤匙掉在了地上。
温体仁回到乌程老家后不到一年，便一命呜呼了。温体仁死后，明思宗赠为太傅，谥文忠。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后便削其谥号。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传。
温体仁辅政数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国济世的方略，没有建立过任何利国利民的功业，是一个十足的庸材，但在结党营私、玩弄权术上却是一个高手。《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亡前夕，御史吴履中上书总结崇祯治国之失时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但是崇祯帝就因为温体仁“斤斤自守，不殖货脯”，所以“始终敬信之”，结果在短短几年之内将明朝拖进山穷水尽的绝境，可谓罪不容诛。崇祯年间的民谣“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总是遭瘟。”便是讽刺温体仁当政的情况。
袁崇焕下狱之前，野史有温体仁上疏参劾的说法。以下为温体仁的三封家书。
“■■警逼近京师。而奸党尚自固营垒。全无为君国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仓皇失措。戒严半月。不过老弱营军。鹄立风霜之中。日夜冻死百余人而已。不意积弛之弊。一至于此。人情汹汹。南窜几半。独携家眷者不许出城。而士绅内眷。有扮男装者。有藏箱中者。往往为伺察所发觉。可叹可笑。”
“十一月间。连寄三封至沛。苍归而敌骑已薄都城矣。赖满将军一战。人心始定。城守渐渐有次第。然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焕也。阁中素与袁通倚为长城。不意误国至此。可恨可恨。赖腊月之朔。圣明立擒袁崇焕下诏狱。次早敌遂拔营而南云云。今真敌无几。皆流贼败兵，假敌以肆劫掠。日惟淫酗为事。若得猛将率劲兵数千。夜斫其营。可以立尽。恨诸将俱退缩观望。玩敌养乱。目下虽无可虞。倘来春敌知中国虚实。更图大举。则事不可知耳。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此亦报国之一念也。”
“■■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逼潞河。华亭犹大言恃逆督为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辅胆落。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断。两疏俱留中。故不抄传。然次疏特发阁票。中有奸臣密谏等语。蒲州华亭见之飞鸟p2p网络理财恨吾入骨。乘特简宜兴之日。即具揭力荐桐城会稽。以阻吾晋用之路。不知此时七尺之躯。尚无安顿处。何问功名哉。今敌虽东。而永平一郡七邑。望风投降。为之内应者。白养粹也。父子黄甲。甘心事仇。不意国家养士之报。一至于此。”
袁下狱后，温体仁主张杀袁，借机攻击已致仕的钱龙锡，驱除了首辅成基命、大学士韩等人。于是与周延儒先后入阁，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其后，体仁利用钱龙锡出狱之际，暗示周延儒言称相救，实为邀功，离间了钱龙锡一派与周延儒。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劾延儒，体仁暗中相助，延儒遂免归。
温体仁善于利用明毅宗的个性而当政八年，并得到明毅宗的恩礼优渥，而且明毅宗也以为温体仁是个不组党羽的孤立之士。温体仁企图有所作为，于是开始洗刷朝中结党营私的气氛，但是「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引发朝臣的不满与批评。东林名臣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但毅宗已非当年冲动小儿，于是不为这些党人所动。体仁自知政敌众多，因此绝不收人财赂。不过，总体来说，体仁当政期间，辽东战事和大明国势并无明显改观。他于危急中得富贵，却不能力挽狂澜，应该还是要负责任的。
几年后，温体仁与亲东林的司礼监内相曹化淳发生矛盾，为东林党人所利用。曹化淳于是向毅宗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毅宗大怒，称“体仁有党”，崇祯十年免温体仁阁辅之职。而曹化淳也因此逐渐失宠。双方两败俱伤，东林遂卷土重来，周延儒在复社的活动下东山再起，朝政于是日非。值得注意的是东林几乎团结了一切力量来扳倒温体仁。在此次行动中，他们甚至不惜和仇敌阮大铖妥协，而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当然，勾结权监，已经是他们的保留节目了（天启初年勾结王安，开启了内外朝勾结的潘多拉魔盒）。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温体仁在失望中病故。追赠为太傅，谥文忠。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后，削其谥号。后又恢复。
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传。崇祯年间的民谣「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总是遭瘟」便是在反映温体仁当政的情况（竭力打击作弊者和朝政的总体无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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